今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以下简称《纪要》），其中第四部分“关于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问题”中，明确了“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不亚于在中国司法的天空中划过了一道银色的闪电。但这闪电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惊喜，因为它标志着法律解释权司法本质的归位？是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对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挑战？还是深深的忧虑，因为它标志着“良性违法”的阴影又一次闪现在作为法治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部门身上？我想，一个真切关心法治的国人，其真实的感觉大概是先有一陈惊喜，接着是有点不安，最后是陷入深深的忧虑吧。

　　《纪要》实际上将法律解释权“天女散花”，授予了每一级法院，从而与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冲突。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主要是由《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及《立法法》确立的。《宪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决议》划分了立法解释与应用解释，明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立法法》则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遍查上述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均找不到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有权解释法律的依据。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以一记不太规范的《纪要》，将确立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宪法》、《决议》和《立法法》付之一炬了。

　　不可否认，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弊病，根源在于我们把解释当作一种权力，而不是一种适用法律的内在要素，从而割裂了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内在联系，破坏了司法的完整，导致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确有改革的必要。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千恶万恶，毕竟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修改前仍是“法”，具有法的权威与效力，是包括法院在内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行为的准绳，这是法治的常识和最本质的要求。是法就要遵守，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克服弊端不能用“违法”的方式，不能以破坏法治准则为代价。我们决不能为解决眼前的弊病而违背最基本的法治准则，搞“良性违法”，否则何异于“刻舟求剑”？如果连共和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都可以突破法律，那么谁还敢相信法律，相信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