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Cf. P. P. Craig, “Substantiv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in Domestic and Community Law”（1996） Cambridge Law Journal 299.

　　[33] Cf. Paul Craig and Soren Schonberg, “Substantive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fter Coughlan”（2000） Public Law 696.

　　[34] 原告Coughlan在1971年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重伤，长期住在Newcourt医院。1993年卫生部门将她和其他几位病人转送到新建的Mardon House，并向她们保证这儿将是她们终身的家。但是，到了1998年卫生部门却作出决定，关闭Mardon House.法院认为，卫生部门的关闭理由不充分，判决撤销关闭决定。

　　[35] 原告Mulder是个农民，当时行政机关为控制牛奶产量鼓励牛奶生产者暂停生产牛奶，原告同意停止生产五年，并受得奖励。五年后他想恢复生产时，却遭到拒绝。因为这时欧盟规定，只有在上年度生产牛奶的生产者才能获得牛奶配额。原告主张有继续生产的合法预期。欧共体法院认为，在修订的牛奶配额规定中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不足以否定原告继续生产的合法预期。判决下达之后，欧盟理事会又通过了一个新的规定，允许像Mulder同样情况的农民生产，但生产配额只能是其停止生产那年的产量的60%.原告不服，又起诉。法院判决60％的配额太低，该规定违法。所以，后来又通过了一个更高配额的规定。

　　[36] Cf. Robert Thomas, op. Cit., p.60.

　　[37] Cf. Rabinder Singh, “Making Legitimate Use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1994） New Law Journal 1215.

　　[38] Cf. Soren J. Schonberg, op. Cit., pp.220～232.

　　[39] 在法国，这样的因果关系严格成什么程度呢？比如，在法国Caladou案中，因为行政机关告诉原告的期限是错误的，致使原告错过了要求战争损害赔偿的机会，原告因此要求赔偿。但法国行政法院却认为，上述错误的指导与原告的损失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行政机关不承担责任。因为有关期限的获悉途径是很多的，比如，可以询问周围同样情况的其他人，新闻媒体的报道等。

　　[40]这些条件包括：首先，对于信赖行政机关意思表示的相对人，行政机关负有注意义务；其次，使预期落空的决定存在着Wednesbury不合理；再次，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必须非常清晰、不附加条件，能够产生合法预期；最后，行政机关在预期与政策之间的权衡上存在严重的不均衡。Cf. Soren J. Schonberg, op. Cit., p.223.

　　[41] 但是，在欧共体法和法国法中却认为，如果行政机关让相对人预期落空的决定具有充足的理由，那么就不存在责任问题，或者损害赔偿也会明显地减少。Cf. Soren J. Schonberg, op. Cit., p.225. 对此我不太赞同。我认为，正是因为具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我们才允许行政机关改变原先的承诺或政策，也才产生对预期落空造成相对人的损失的补偿问题。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那么就可能会选择前面的实体性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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