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此不过为智者一失。但在案例16［“贵州醇”案（在审）］中，作者进一步混淆了“上诉”与被告“申请”取消原告注册商标的区别，后者的依据是《商标法》第27条第1款（页111）。在向二审法院上诉的同时，被告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取消原告的注册商标。因为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并不受人民法院审查，此申请使法院审判程序中止，等待商标评审委员会对争议注册商标的有效性作出裁决（《商标法》第29条）。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中，此为被告的一种标准的防御技巧。作者显然也明白此点，但他对“上诉”的解释可能会使不细心的读者失望（页112）：

　　商标评审委员会有全权最终决定注册商标是否有价值（应为：有效）。所以，当人们向该委员会提出上诉（应为：申请取消）时……，法院应当中止听证程序（应为：审判程序），等待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

　　本来，只要一些耐心和语感就能纠正此类错误。诸如将中级法院称为“中等（medium）法院”或“调解（mediate）法院”（页44及多处）之类的明显错误，读者自己就可能发现和纠正。但是，其他的错误考验的就不止感觉（sensibility）还有见识（sense）[注释 title=‘跳转到该注释’ name=‘[注释’>[[注释]].在“附录”中，没有说明《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英译本来源。但在《商标法》和其《实施细则》的译文后面，各有一条注释说明翻译者为国家工商局的商标局。奇怪的是，该注释接着声明：“两种文本不同之处，以中文本为准”（页220、296）。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想，倘若译本和原本一致又将如何？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了：无论译本是否忠实原文，均以中文本为准。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并不实行双语。

　　“事 实”

　　上文已提到，本书中案例分为三部分叙述，标题分别为“事实”、“判决”和“评论”。按理，“事实”应包括当事人的陈述要点（既有主张，也有答辩），以及合议庭在采用的证据基础上认定的实质性事实。但是，作者倾向于将他个人的观点和评论织入“事实”之中。

　　例如，在被称之为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起著作权纠纷的案例1中（姜思慎诉乔雪竹案），“事实”部分忽而演变为作者对中国司法实践的杂感（页3）：

　　虽然本案和它的判决方式对西方读者会很陌生，但看起来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即使只是顾全面子的和解，也比寻求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连贯而明确的法律基础来得更加迫切。这种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方法倒也并非完全陌生-它令人回忆起英国普通法当年突破僵硬的救济措施的方法……

　　这确是非凡的洞见，只可惜论坛不对。作者个人的观点和评论应当放在另一标题下。事实上作者在别处就是这么做的：在他1991年出版的书中，[注释 title=‘跳转到该注释’ name=‘[注释’>[[注释]] 同样的这段话就出现在同一案例“事实”部分的前面（页35）。

　　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作者某些随意所发意见中的事实不准确。在一些地方，作者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0年《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生效）之前不存在著作权制度（页35及多处）。但是虽然“缺乏任何特定的法律规定著作权”（页3），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当局却并不吝于解决著作权纠纷。人们不免要问法院和著作权行政机关是依据什么样的法源（legal authority）作出决定的，在姜思慎诉乔雪竹案［1985］（一个电影剧本作者和她的编剧之间著作权纠纷案）中，如果依照作者的说法：“共同作者（joint authorship）的概念在此时……为法律与实务部门所不知”（页7），那么法院又是如何合法和令人信服地主持调解，使当事人同意成为“共同改编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