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主张，像上述问题也不宜委托鉴定，因为专业技术人员一旦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法院就只能作出侵权或者不侵权的判定，实质上是将法律问题委托鉴定，因此，法院委托技术鉴定的事项只能限于鉴定客体的相同或者差异上，其他问题仍应由法官来判断。其实不必这样绝对化。技术鉴定不同于检验检测。检验检测可以只就被检对象的相同或者差异情况进行简单罗列，而技术鉴定要根据鉴定对象的相同或者差异情况，分析其在技术上的意义，并作出技术上的判断。

　　与鉴定有关的，还有对某些产品的检测和检测标准问题。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请示的答复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针对案件处理中有观点提出对某产品国家没有监测标准，须等待有关部门制定了标准再处理本案的意见，指出有关本案产品涉及的检测问题，如果国家没有制定相关的检测标准，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按照本领域的惯常做法来进行检测。只要所采用的方法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其检测结果一般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公证取证方式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权利人对侵权的取证工作比较困难，因此，权利人将目光投向公证机关，意图是为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交证据和举证责任提供一种合法的便利和公正、可靠的保险。于是，出现了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等侵权行为公证取证的取证方式。

　　所谓公证取证，是指权利人请公证处的公证人员现场取得证明侵权人实施发行、销售侵权物品证据的取证形式。由于计算机程序有容易被复制和删除的特点，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权利人经常采取这种取证形式。一般认为，公证人员在现场对当事人的取证活动进行公证，属于《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保全证据”的情形。

　　问题是，公证人员如果在公证过程中表明身份，则侵权人不可能现场销售侵权物品，也就无法取得侵权的证据；而如果不表明身份，则被告往往提出这种公证不具有保全证据的法律效力。对保全证据的程序和要求，《公证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公证的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均无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以往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这种取证方式的争议，一直存在。

　　考虑到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案件取证的难度，以及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有不足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著作权法的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购买侵权复制品而取得的实物、发票等，可以作为证据。公证人员在未向涉嫌侵权的一方当事人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如实对另一方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和取证过程出具的公证书，应当作为证据。但有相反的证据除外。

　　对于那些属于以欺诈、胁迫、利诱等不当方式取证的效力问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不予采信。严格以该规定认定证据，可以抑制当事人因履行举证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择手段等负面效果。

　　四、专利侵权的诉前证据保全问题

　　最近一次修改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增加了诉前的临时禁令。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相对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防止禁令失误，证据保全更为重要，适用的频率也更高。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应当规定对证据的诉前保全。在以后的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中，都采纳了法院的意见，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但是，在前的专利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问题主要是专利的权利人能否单独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应当说，专利法没有规定专利侵权的诉前证据保全，与著作权法、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确实不协调，对专利权的保护不利。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满足司法实践的合理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6月公布的《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此作了很大突破，即允许申请人在申请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即临时禁令）的同时，申请证据保全。但对申请人能否在不申请临时禁令的情况下，单独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没有规定。这一方面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于对专利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司法解释毕竟是对法律具体适用中的解释，不是立法，专利法没有诉前证据保全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走得太远了。现在，如何处理专利法与商标法等不协调的问题？既然专利法和司法解释已经这么规定了，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办，否则就没有法律依据。实践中解决的方法是，允许当事人在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证据保全申请，进行证据保全措施，然后送达起诉状等。当然，在实践中遇到此类问题，包括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能否适用诉前证据保全，根据具体案情如果认为确有必要，也不排除通过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考虑作出司法解释的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