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界定了商业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认定规则。我们尝试细化分析商业贿赂范围及其数额认定条款，为实务部门提供参考。

　　间接型利益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间接型利益贿赂，意指行贿方付出了金钱等财产，但仍然没有直接交付受贿方，而是将金钱等财产周转成通过其他载体表现的现实利益或者享受资格。由于利益型贿赂具有间接性、周转性、隐蔽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否完全符合《意见》规定的“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如何认定“实际支付的资费”，实践中有一定困难。

　　(—)礼券。礼券等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范围以及如何计算贿赂数额，应当区分情况分别认定。

　　第一，应当从受贿人是否得到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利益角度来考虑。有些商业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性利益并没有完全为受贿人所得到，缺失部分不能以商业贿赂犯罪论处。某些礼券虽然在载体表面上标价为1000元，行贿人也确实付出了1000元来购买该礼券，但其使用伴有特定限制，例如，不可参与商家整体打折等优惠活动，相对于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消费的客户来说，实际上也许只能够享受到不到1000元的货物或者服务，故在计算商业贿赂数额时，应当将没有现实获取的利益进行相应扣除。

　　第二，能够确定市场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可以认定为贿赂。例如，交通卡、一卡通等礼券，其市场价值明确具有可计算性，直接可以按照礼券内预先充值的价格认定商业贿赂数额。对于司法机关难以明确认定市场价值的礼券，笔者建议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为司法机关计算特定财产性利益商业贿赂形式的市场价格。引入以专门机构为核心的价格评估机制，不仅能够为涉嫌商业贿赂犯罪的被告人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技术保障，而且能够为司法机关认定商业贿赂以及计算犯罪数额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必须正确分析礼尚往来的本质。正常礼尚往来赠送的小额礼券不应认定为商业贿赂，相关数额应当予以扣除。但是，有的行为人向交易对方提供“中奖月饼”(精美月饼礼盒，内附预先设定的豪宅礼券、进口汽车礼券或高档酒店消费卡等奖品)，以庆祝佳节名义掩盖商业贿赂实质的，由于此类财产性利益已经远远超越礼尚往来、节日馈赠的界限，礼券数额确定，完全为受贿人享有，属于商业贿赂。

　　(二)免费旅游、免费装修、提供学费等形式的利益资助。《意见》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不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所有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犯罪数额。第一，行贿人出资购买全程往返机票、酒店食宿费用、旅游景点门票，受贿人单独享有旅游服务的，属于个人全部取得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贿赂。第二，在行贿人陪同受贿人旅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证据确定受贿人在旅游中财产性支出比例，就不能将该次旅游认定为贿赂。如果有证据证明旅游中的某项费用主要或完全由行贿人支付，可以认定为贿赂。目前实践中出现的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出游，以推定平分旅游费用方式计算受贿额，从严厉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角度而言是必要的，但在证据层面显然存在瑕疵。笔者主张，应当按照证据表明的受贿人实际得到的服务费用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第三，家属、情妇(夫)等特定关系人与受贿人一同享受他人提供的旅游消费的，应当将共同享受旅游的消费数额视为商业受贿人个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全部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三)性贿赂。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面对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性贿赂。笔者认为，《意见》将商业贿赂范围拓展至“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之后，司法机关应当运用刑法自身具备的解释功能解决性贿赂的实践难题。

　　如果进行静态的文义解释，性本身属于非财产性的，显然无法纳入商业贿赂范围。性贿赂虽然有请托人给付金钱的特点，但对于受托人而言根本未曾接受任何金钱或财产利益。然而，当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考察性贿赂，就不难发现性贿赂与免费旅游等请托人资助受托人的行为具有相同的刑法意义。司法实践中的性贿赂大多是行贿人支付钱款雇佣他人提供性服务，以使受托人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在金钱———性贿赂———谋取利益的整个行为流程内部，权钱交易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化:行贿人付出的是金钱，得到的是受托人通过职务行为赋予的交易机会;受贿人付出的是利用职务便利后的帮助行为，得到的是请托人提供的以一定金钱为代价的性服务。对于请托人代替受托人支付性服务、包养情妇(情夫)费用的，更属于直接权钱交易的典型贿赂。

　　实践中有的单位的女性职员，为了占有具有稀缺性的商业交易机会而在本单位获得职务提升或者高额业务提成，主动向相对方投怀送抱，由于请托人付出性贿赂不属于财产利益型的传统不正当竞争方式，没有金钱依托，而是本人对身体的非道德性处分，本质上是权色交易而非权钱交易，故在法益实质解释层面不具有以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请托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受托人为其谋取的利益构成经济犯罪或者渎职犯罪的，可以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通过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事归责。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请托人自己为受托人提供性服务难以通过归入商业贿赂犯罪对象范围之外，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腐败交易本质的性贿赂认定为刑法中的贿赂，并不具有解释论上的障碍。

　　期待性盈利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给予受托人优惠购买货物机会或者低价提供投资渠道，使交易对方可能从中盈利，以便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难以判断其商业贿赂性质与数额。《意见》出台后，提供期待性盈利是否可以认定为商业贿赂?笔者认为，对于期待性盈利的贿赂性质认定问题应当慎重，不能将所有的期待性盈利都认定为商业贿赂。

　　首先，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能被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不属于商业贿赂。例如，行为人凭借敏锐的证券市场基本面判断能力、技术面分析能力，囤积大量市值极其低廉却具有较大升值空间的股票、期货，在较低的价位转让给商业交易对象，为其日后高价脱手提供盈利机会。受贿人获得此项经济利益或者规避财产损失也有风险，需要借助自己的商业运作，因此不能将具有高度风险性的投资等盈利机会认定为贿赂。

　　其次，提供没有风险的盈利机会给受贿人，应当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属于商业贿赂。因为该盈利机会的风险为商业行贿人所直接控制和承担，无须商业受贿人进行管理或者承担亏损。例如，请托人将自己开发的楼盘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的“内部价”转让给交易方，后其抛盘兑现，盈利丰厚。这就是请托人主动让利或故意亏本，属于商业贿赂。

　　再次，受托人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决定了商业贿赂数额的计算。期待性盈利的现实取得需要一定的初始投资基础。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自己承担了初始投资的份额，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只能限定在其通过该盈利机会运作而成的收益。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初始投资，完全由请托人垫付出资投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应当包括请托人的投资部分与受托人的实际获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