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在珠三角地区的东莞、深圳等地采访时了解到，与此前一度刮起的直接“炒人”风相比，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减员、规避风险”的目的，裁人手段更加隐蔽。一些工龄长、年龄大、工资高、“不听话”的员工在企业所谓“业务发展需要，调整岗位”等名义下，被重新安排到“不愿干、干不了”的岗位上，迫使员工“自愿”离开。

　　变相“炒人”手段隐蔽，花样翻新

　　记者日前在东莞市塘厦镇、长安镇、常平镇，深圳市沙井镇等地，实际调查并切身感受了一桩桩变相“炒人”事件。

　　手段一：将“年龄大、工龄长”的员工放到本人“干不了”的岗位上。现年53岁的湖北黄冈人熊新元，1995年进入东莞一家窗帘制品有限公司，12年工龄。他说：“随着年龄增大，近年来我腰椎经常疼痛，但一直在厨房工作还能吃得消，可是最近工厂以‘业务发展’为由，突然调整我去拆木头，完全靠体力干活，根本干不了。我多次反映，企业的观点是‘干不了，就走人’。”

　　手段二：通过派遣公司卸包袱。一些企业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产生无固定期限合同，在合同到期后不与员工续签合同，将他们交给劳务派遣公司或下属一些资产弱的公司，然后再挑一些认为可用的员工外聘回来继续原来的工作。在这种新的劳务关系下，用工单位只要支付报酬给劳务派遣公司，由对方给工人发工资，其余什么都不管。这样劳动者永远无法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很多劳务派遣公司很不规范，有的就是一个十足的皮包公司。

　　手段三：将“不听话”的员工放到“不愿干”的岗位上。庞卫峰是一名车工，2006年2月到东莞一窗帘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不久前，因为不满公司长期加班而投诉，引得公司不满。从此，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被“调整”了三个部门，而且几乎全是最脏最累的活。无奈，庞卫峰只好自己提出“自愿”离开。

　　手段四：工厂转移地方。从重庆市到东莞打工的艾世兵，1993年8月进入东莞凤岗镇一电子厂。2006年，工厂将大部分搬迁到清远镇，只留下一小部分业务在凤岗镇。因为业务少，公司采取降低工资，上班不开风扇等办法“软折磨”员工。在此情况下，有的受不了离开了，有的想随新厂转移，但因为新厂已更名，并变换了股东和法人，加之企业要求合同从零开始，很多员工不想耗下去，也只好自动离开。

　　手段五：宣布工厂停产倒闭。去年10月24日，位于东莞市东城区的常登鞋业有限公司在厂内贴出公告，宣布该工厂12月20日停止经营，尽管工厂给3500多名员工一定程度补偿，但这些工人最终就这样被解雇了。

　　手段六：将公司一些高管职工降职。来自重庆的邵正华，2003年起担任番禺一玩具厂喷油部负责人。作为公司一名高层主管，他管理800多名职工。2006年6月，公司要求员工签合同，由于该公司此前一直未签合同，所以邵正华等人拒签。很快他从主管的岗位被调整为普通员工。

　　手段七：不让员工加班。东莞市长安渝开法律咨询服务部的邓代福说，最近他接了多起劳动纠纷案件，当事人投诉的原因如出一辙，每天只让其工作8小时，不让加班。“外出打工，尽管不希望长时间加班，但是对于很多月收入不到千元的打工者而言，还是希望适当加班多挣点钱，这种看似很规范的做法，也成为一些员工被迫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人：“我们面临新难题”

　　采访中一些工人反映，尽管现在一些企业不像过去那样，动辄直接开除员工，但他们又面临新的难题。由于企业变相“炒人”，使得他们每天在工厂里“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地工作。“现在我们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不外乎一是加班时间过长，而加班费很低;二是关于合同的问题。但是，只要有谁带头提出要求，你就会被公司上了‘黑名单’，最终公司会变着法子让你‘自动’离开。”在东莞塘厦镇一家玩具厂打工的宁志军说。

　　记者了解到，那些被迫“自动”离开的员工，往往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选择维权的路子，向企业讨要加班费，追诉相关经济补偿。但由于“马拉松”式的维权之路，少则三四个月，长则两三年，很多选择维权的农民工耗不起。“即便赢了官司，但付出了精神、时间上的巨大成本，更何况有时不一定能拿到补偿”。

　　企业：尽管劳动合同法细则已经有说明，但我们依然担心“老人走不了，新人进不来”

　　为何在劳动部门对劳动合同法一些“疑惑”再三解释，以及舆论的强力监督下，一些企业仍然频频“顶风”变相裁员?记者了解到，目前企业最想裁掉的员工有三种：工龄长、年龄大、工资高。原因很简单，工龄长的易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年龄大的干活效率不高，有的活干不了。工资高的一旦形成劳资纠纷，按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要支付三倍的工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