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形式及监管机构之选择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往往涉及《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甚至《信托法》以及即将出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而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也往往采用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以实现全面监管，以防止挂一漏万。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要整合各部金融法律，在其中修订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内容，并使其协调与配套，这显然不是几年内能完成的工作。如前所述，当代世界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以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为核心的配套法规完备的法律体系。笔者认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应当借鉴此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一部单独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于整体修法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的运用，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并不存在难度，只是这种新型立法方式在我国尚未被应用过而已。实际上，整体修法的立法模式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英国、美国），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日本）都已被广泛采用。利用先进的立法技术、立法模式进行法律制定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许最需要的并不是经验和智慧，而是擅于学习和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和魄力。利用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所必须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机构的选择，学界和实务界早已有了多种方案。[21]但是根据2002年2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分业监管基本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而且修改后的《保险法》以及正在修改和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也并没有打破目前监管格局的动向。因此，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基础上，探索发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的合理结构，应当是近期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的发展方向。在实践中，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2]2003年9月18日召开的金融监管三方联席会议通过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规定：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23]从而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然而，这种安排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首先，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监管各方都对此不承担责任，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其次，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再次，由于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然是分业监管，必然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区。[24]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下，有必要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例如，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这样，一方面在保持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在对各子公司实施有效分业监管的同时确保了对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的监管，从而与国际上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要求相衔接；另一方面，亦有利于在立法中明确综合监管机构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使其具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