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回顾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  &Strout进一步提出了 “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 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  &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1994)、Kokko  &  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  &  Harrison(1993)、Aitken  &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  &  Fikkert (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  &   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