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业协议中规定类似违约方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一项，应该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由他们进行协商赔偿金额后，再写入协议书。”杨功涵认为，赔偿金额不能由用人单位说了算，说多少就多少。毕业生们上了四年大学，有的还读了研究生，几年的学费已经花掉了家里的大量积蓄，如果还要承担违约所支付的巨额违约金的话，这对本身就处于弱势的毕业生们显失公平。

　　保护弱者：上海给毕业生撑腰

　　既然不合理，这一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国内一些专家指出，眼下除健全法律外，当务之急是制订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让大家有章可循。关注此问题的专家认为，劳动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应根据省区实际情况，出台类似“工资指导价”一类的标准，作为参照，改变目前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管理不规范的状况，防止企业漫天要价。不少专家呼吁，劳动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人事部门应联合制订一个统一规范的标准，对毕业生的违约问题进行指导。

　　其实，对于违约金的问题，江苏省曾实行过中介制度，即单位和毕业生各拿出一笔钱，由中介保管，谁违约了就扣下这笔钱补偿给另一方，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据了解，目前只有个别地区有一些地方性政策。比如上海市今年对毕业生违约金金额规定了上限，即不高于毕业生第一年的月收入，这一措施受到毕业生的普遍欢迎。

　　对于违约金的问题，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确定公平合理的数额，无疑已经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此，记者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想出办法，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让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方得以平等地面对违约问题，将双方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