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条例》制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不同地区发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强调。

　　环保部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前副主任，现任环保人事司副司长任勇说，生态补偿很重要一点是要确定谁给谁补?首先国家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应该获得补偿。

　　此前，环保部曾划分出1458个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功能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2%，人口的11%。包括水源涵养区、土壤保持区、防风固沙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洪水调蓄区。

　　“西部保护 东部付费”

　　此次《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国家发改委牵头部门为西部司，意味着此次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将更多推动东部向西部地区的生态扶贫。

　　“生态补偿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收益者付费，得到补偿的应该是保护者，另一个是破坏者付费”，任勇说，比如西部的三江源头，当地水源保护得好，全国人民都受益了，但当地经济可能又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时候就应该由中央政府出面补偿。

　　广西大瑶山自然保护区的金秀县，在1998年全面实行林木禁伐之后，林农依靠木材和林下经济植物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出现严重返贫现象。该县1999年贫困人口为9844人，到2003年贫困人口增加到55811人，占全县人口的37%。另外，由于保护区更加严格的保护要求和标准，失去诸如发展工业等其它发展机会。

　　此外，西部地区是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重灾区，历史欠账很多。

　　仅以山西省为例，环保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王金南举例，山西每开采1吨煤直接破坏2.48吨水资源。每年开采5亿吨煤，破坏的水资源达12 亿m3左右，相当于山西省整个引黄工程的引水量。

　　“2003年山西省煤炭工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损失为288.77亿元，约占当年全省GDP的11.5%，折合吨煤的损失平均为64.23元，约占煤炭2004年出省平均价格的28%，而这部分损失并未纳入煤炭生产成本”，王金南在报告中写道。

　　生态补偿：看上去很美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中央政府协调机制，许多重要跨界流域和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无法建立，一般是上游地区反映强烈，下游尽量回避;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问题，个别地方以收费或押金制度简单替代生态补偿机制，免除了开发者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

　　任勇说，主体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考虑进去以后，流域应该也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浙江有些小流域，涉及两个县，省里出面即可协商解决，但涉及多个省的需要中央政府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