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

　　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讲台上来谈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我要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赞誉过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更快速度的损耗为代价的。一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评价中国年度高利税企业的会议，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50多年来，中国人口由6亿增长到13亿，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比方讲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律与体制不得力……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很多人认为，中国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发展上去了，有了钱，回头再治理污染也不迟。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很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会交织在一起提前来到，我们那一点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然而，我们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拿我自己做例子。两年前我还在宏观经济部门研究经济发展。几年前，也是在一个类似今天的场合，我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全然没有意识到，“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厂”。这确实是我、以及大多数同僚们当时真实的思想状况。如今，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GDP的增长，各种发展规划都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而被制定出来，无数制造业也是在没上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