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以后，我一直没有过自己的爱人。

　　尽管追求我的男人更加成群结队：高干子弟、海外富豪、中国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佼佼者，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观众……

　　当时的我，年轻、美貌，随着《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的拍摄和放映，我声名鹊起，成了海外唯一认识的大陆女演员。这两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时，影院门口排起长队。台湾观众专门坐飞机到美国、到香港、到日本去看这两部电影，因为当局不允许在台湾放映这两部在大陆拍摄由大陆演员主演的影片。

　　在日本，《火》、《垂》二片被剪为一集，取名为《西太后》，更是轰动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妇女，一遍又一遍地排队观看，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时布满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我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非凡。

　　有人带信给我，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请他联络，只要能与我见一面可以出一百万美元；

　　美国、法国的大学给我奖学金，请我去美国、法国读书；

　　有朋友鼓励我去海外定居；

　　有人提出条件，只要我能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每个月陪他吃几次饭，一年给我一千万港元；

　　我的朋友劝我时常去海外走走，只要随便走动一下富豪们会纷纷送钱给我，出去一次收几十万美金是闭着眼睛的事；

　　我总是收到从国外寄来的礼物：衣服、化妆品、首饰之类……

　　香港有报纸开玩笑说：“看来刘晓庆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收到她要的东西……”这是指有一次香港记者去北京访问我，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很苦恼不能上街，有人围观。在屋里呆着没有电视，很寂寞。这篇讲话被登在报纸上。过不了多久，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就从香港寄到了北京。后来又有一次香港记者访问我，问我平时打不打麻将？我说正在学，兴趣很浓。几天后，收发室通知我去取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将牌……

　　对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东西收到也不言谢，打开用就是了。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钱和礼物不能解决的。

　　全国的报纸都在对《我的路》进行批判，我仍然在受到误解和攻击，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又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

　　最苦恼的是，我没有房子住，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钱也买不到房子。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

　　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要分给我一套房子，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说我就一个人，一个户口，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理由是这样好有人“看着我”，防止我干环事。

　　就这间可以“看着我”使我“改邪归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一个人毕竟好办，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

　　讨论来讨论去，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借”。我说：“哎。”“先暂时住几个月，等你结了婚再说。”厂领导接着安慰我。“行，结了婚再说。”我答应着。

　　结了婚再说？什么时候结婚？到哪里去结婚？跟谁结婚呢？

　　在离婚前，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才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楞头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

　　开始时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很好。

　　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报纸总是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赶快检查一遍自己，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

　　日子一长，问题来了。我总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纯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很累。另外，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个性。我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飞了，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