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2008年，海淀法院民二庭受理离婚案件1585件，2009年则为3020件，同比增长了90.5%。法院通过对2009年的离婚案件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离婚率高发倾向于3个婚龄段:婚龄在16至20年的占总数的13%；婚龄在1至3年的占到总数的24%；而6至8年的则高达38%。这与现实生活中“七年之痒”的说法不谋而合。法官因此提醒，在这个婚龄段，婚姻中的男女的确容易因求新求变而造成裂变，因此属于婚姻的相对不稳定期，妇女更应该提高警惕，用心经营婚姻。
　　此外调查数据显示，有62%的离婚诉讼都由女性提起，这说明妇女随着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精神上对男性的依附性逐步降低，在婚姻出现危机时更勇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在那些涉及“高知”女性的离婚案中，离婚成功使她们摆脱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方，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调查显示，在离婚诉讼中，女性仍是弱势一方，当法院对夫妻双方的财产进行分割时，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所付出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往往得不到补偿。而且部分女性对丈夫的财产状况及收入来源缺少全面了解，即使男方存在隐藏、转移财产的行为，也难以举证证明。
　　当男方有外遇、有家庭暴力时，女性即使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但很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证据证明，因此很少得到法院的支持。
对此法官支招儿:妇女在婚姻期间遭受家庭暴力、遗弃、虐待或发现丈夫有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时，应通过及时报警、寻求证人、保留现场等手段收集证据，以便在婚姻关系难以维系、向法院起诉离婚时，获得应有的损害赔偿。
　　此外，妇女应树立捍卫婚姻的意识，避免因一时冲动草率离婚。
　　调查发现：“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更幸福
　　美国一些调查发现，那些“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虽然大多是基于经济状况的无奈选择，却不一定不幸福。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模式更有益于维护婚姻稳定。
女人能养家
　　半世纪前，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领军人物贝蒂·弗里丹在女性主义著作《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呼吁女性冲破传统社会观念和家庭束缚，在教育和事业上谋求更好的机会和成就，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很多女性响应号召，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地位不断提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美国夫妻中，妻子受教育程度比丈夫高的情况占了1/3；在收入方面，尽管总体而言丈夫的收入仍高于妻子，但家庭收入主要依赖妻子的情况在全美家庭中占22%，在1970年，这个比例仅为7%。
　　这种现象可被视为女权运动的胜利，但很多人认为这给家庭稳定带来负面效果：女性经济越发独立、甚至取代男人成为养家者，就容易给她的丈夫造成负担，婚姻更易破碎。
　　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美国一些调查显示，家庭经济中男女地位对调实际上对婚姻起了稳定作用，使离婚率更低、婚姻更幸福。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琳恩·普林斯·库克研究发现，在美国家庭中，夫妻双方能够同时工作挣钱并分担家务，比丈夫主要养家的婚姻更稳定，离婚率更低。
　　美国智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2009年调查发现，随着女性收入增加，离婚率则呈下降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离婚率达到高峰，每千对夫妇中有23对离婚，如今已下降到每千对夫妇中17对离婚。再拿美国各州情况对比，在全职家庭主妇较多的州，离婚率更高。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解释说，经济独立的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更谨慎、要求更高，在婚姻关系内也享有更多主动权。这种状况下，夫妻关系更平等。
　　“女人们不再需要嫁给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或经济条件更好的人，所以她们更可能倾向于挑选那些愿意建立平等(婚姻)关系的伴侣，”美国当代家庭理事会研究教育部主任、《婚姻，一段关于爱情如何征服婚姻的历史》作者斯蒂芬妮·孔茨说。
　　她以自身为例。“在我的婚姻中，我就(比丈夫)学历高，现在他退休了，我的收入相对更高。当初我选择他不是因为我需要一张长期饭票，而是因为我喜欢他尊重我，也乐意和我分担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职责。现在越来越多的女人有能力做类似的选择。”
　　现实下妥协
　　婚姻关系中男女经济地位对调，往往不是出于夫妇们的计划，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尤其在经济衰退和危机年代，家庭负担加重，必有一方作出“牺牲”。
　　以马萨诸塞州西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瓦尔德夫妇为例，34岁的妻子辛西娅·瓦尔德和36岁的丈夫布莱恩·瓦尔德5年里生了4个孩子。头两个孩子属于“计划内”，后来一对双胞胎儿子的意外来临使家庭负担骤然加重。如果夫妻两人都继续工作，白天雇人看孩子的费用将使他们捉襟见肘。
　　“必须有一个人辞职待在家里，”辛西娅说。她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做营销，全家的医疗保险都靠保险公司提供，她的工作对家庭来说更为重要。于是大约一年以前，丈夫布莱恩辞去了地产经纪与咨询师的工作，成为一名“家庭主夫”。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当时觉得很有压力，”布莱恩说，“要是你在5年前问我是否会这么做，我会说：‘没门儿。’”
　　布莱恩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在关系到孩子的事情上，大多数时候由妻子做决定，然后丈夫遵循执行，”布莱恩说，“把角色对调过来，感觉很奇怪。”
　　感到难适应的不光是丈夫。作为妻子，辛西娅发现自己无法在家事上“发号施令”，也颇不习惯。“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习惯了这种状态，不再觉得每次(带孩子)看医生理应我去，或者有什么事必须由我监督，或是需要开一张单子列出要做的家务杂事。”
　　但一年后的今天，夫妻二人已经适应。布莱恩负责带孩子们去图书馆、托儿所或博物馆；他也负责洗衣、打扫等杂活，晚餐也通常由他做。周末时，不用上班的辛西娅就花更多时间带孩子，负责清扫、购物和做饭。
　　布莱恩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很轻松。“我觉得她(辛西娅)比较辛苦。要是你一年前问我这个(谁辛苦)问题，我会认为我比较累，但现在我已经掌握诀窍，享受其乐，我可不愿意放弃这个角色。”
　　布莱恩也从周围人中获得不少认同，尤其是妈妈们。“我遇到的妈妈们全都一个反应。她们会说：‘太棒了，我丈夫可干不了这个。’我觉得她们低估了自己的丈夫。所有的男人都干得来，就像所有女人都有能力养家一样。”
　　适应新角色
　　不是所有“角色对调”的夫妻都像瓦尔德夫妇一样能很快适应。
　　加拿大加利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烈娅·杜塞开展了一项名为“面包与玫瑰计划”研究，对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女方养家的夫妇进行追踪调查。她发现，从“贤妻良母”过渡到“贤夫良父”并非易事，“你不能简单地转换性别。”
　　比如说，丈夫们有时候对妻子挣钱能力比肩自己、甚至高于自己这一事实很难接受。而女性本来在“孩子穿什么衣服”或“怎么洗碗”之类的问题上享有绝对权威，如今要放手，心理上也会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