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详解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定，是修改后的《》的一个突破，它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完善了我国《婚姻法》的立法体系，但是该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笼统，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对这种制度的性质、特点、构成要件等相关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婚姻法》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1、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婚姻法》在本质上属于民法，但又与民法不同，民法所调整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而婚姻法所调整的夫妻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双方是出于感情基础相互自愿承担义务的，并不是为了日后获得补偿。《婚姻法》不同于民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直接适用《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因此，在《婚姻法》中设立离婚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首先具有补偿性，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本质上也并无区别，即对不能恢复原状的东西，就用赔偿的方式补救；其次具有抚慰性，因一方的过错而导致离婚，另一方的身心会受到严重摧残，离婚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平复无过错方内心的创伤，减少其精神痛苦；再次是惩罚性，对支付赔偿金的侵权人有惩罚作用，这种惩罚可以制止或减少侵权行为，以保护合法，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特点
 
  一般侵权损害的主体范围较广，包括一切自然人与法人，而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主体和被侵权主体是特定的，只能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和另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29条第一款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由此可见，离婚时无过错方不能向第三者索赔，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因为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第三者插足是感情问题，而感情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也不能过多地介入私人生活，再说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民事身份及民事责任问题。因此第三者干扰婚姻与离婚损害赔偿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以道德来调整。当然这里所说的配偶必须是合法婚姻关系的配偶，如果是非法婚姻关系的配偶就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问题，如婚姻关系被确认无效或被撤消，其同居期间一方造成另一方损害的（如暴力致人伤害），则应按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
 
  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1、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基于侵犯了配偶身份权而提起的赔偿。这得从配偶权说起，配偶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称谓，配偶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在法律中规定的，他们认为：“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笔者认为配偶权的概念应是夫妻基于配偶身份而享有要求婚姻生活幸福、和谐、健康的权利，它是一种身份权。当配偶一方具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行为之一时，就打破了婚姻生活和谐、健康的状态，侵犯了对方的配偶身份权，给对方带来了感情创伤和精神痛苦或者物质损失，所以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在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婚姻法》中设立有关配偶权的规定。
 
  2、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应以离婚诉讼提起为前提。《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知离婚损害赔偿的提起是以受害人因对方（过错方）的行为产生了实际损害结果（离婚）为前提。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因为婚姻家庭领域的私人生活应尽量避免法律的参与，损害赔偿制度的扩大适用不但无助于感情的维护，而且有可能对当事人的感情造成进一步伤害，甚至可能使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四、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属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一种，具有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但在具体内容上有重大区别。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 《解释》的有关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1、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很广，包括一切作为与不作为，而我国《婚姻法》对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侵权行为采用了列举法：；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其他情形如因一方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而导致离婚的，并不能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目前许多国外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均是建立在婚姻契约的原理之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离婚及一方的过错，而不是特定的几种行为。如法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人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项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因离婚导致无过失之配偶财产权和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相比之下，我国对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规定得过于狭窄，难于充分实现该制度的功能及创立该制度的宗旨。
 
  2、主观过错。一般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可能存在混合过错（即损害的发生，加害人与受害人均有过错）、共同过错（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和过失致他人损害）等过错形式。而离婚损害赔偿只存在普通过错（即加害人仅一人，受害人没有过错，适用一般侵权的规则）。由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是特定的，即只能是配偶的一方，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共同过错问题。《解释》第30条第1项规定，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配偶一方必须是无过错方，因而在离婚损害赔偿中也不存在混合过错。同时一般侵权行为人在主观心理上的过错形式，既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而从离婚侵权行为的四种法定形式看，只能由故意构成，不可能由过失构成。应该指出的是：《解释》第30条第 1项规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时提起”该项中的“无过错方”应作限制解释。是指不存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一方，不是指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
 
  3、侵权行为导致了夫妻间的离婚。就离婚损害赔偿而言，要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否则不构成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4、离婚造成了一方当事人的损害。《解释》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事实范围包括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和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又包括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精神痛苦表现为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等；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指自然人的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如因身体遭受侵害成为植物人，脑瘫病人等因侵权行为而遭受刺激成为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至于物质损害，由于“损害”仅指由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及虐待、遗弃行为这四种对对方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所以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失，只能是因人身损害而派生出来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等，不能是对财产的侵占或毁损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同时，这种损害仅指直接损害，而不包括间接损害。如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或读研究生，另一方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一方预期利益的损失不能通过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救济。西方国家则不然，如瑞士民法典规定的损? Π括由于离婚所引起的所有财产权或期待权的损害。所以说，在损害的范围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得极为狭窄，笔者认为应该扩大?/SPAN>
 
  五、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程序和诉讼时效
 
  法律设立离婚损害赔偿的初衷是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和保护，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两种离婚形式，即诉讼离婚与协议离婚，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议离婚。如协议离婚，则损害赔偿应由双方协定。此时，无过错方如果没有提出损害赔偿，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间内提出损害赔偿之诉，这点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建议对此予以明确。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但是笔者认为《解释》“离婚后一年内”的规定值得探讨，因为其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离婚后一年”强调的是离婚判决生效后的一年而不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后的一年。在这一年内，无过错方不一定能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如实践中一方因有第三者插足而提出离婚，而对方根本不知道或无证据，在离婚一年以后一方提出离婚的真正原因才渐渐露出真象，对方才知道或才能提供证据的情形是很多的。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地适用于婚姻法；同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目地，是要对已造成的财产或非财产损害予以补偿，让受害方的利益得到救济。如果把请求赔偿的时间标准界定在“离婚后”，可能会使该制度达不到其应有目的；再则，《解释》第31条对离婚后再次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规定也是“从发现之次日”起计算。其实这也是遵循《民法通则》时效规定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这样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离婚时未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在离婚判决生效后，无过错方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损害赔偿之诉，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六、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费数额的确定
 
  1、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无法定标准的消极影响：（1）影响案件级别管辖。当事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由于无标准可言，可随意索求，实践中索赔几千、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都有，从而影响案件的级别管辖，实践中这种损害赔偿案件管辖权有上移趋势，这中间也难免存在受害人或其亲属规避管辖等级的现象。（2）影响裁判稳定及司法权威。由于没有法定标准，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处理就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的精神损害费一审法院判决酌定后，二审法院就可以找理由重新酌定。容易造成人情官司。（3）精神损害费判赔时，诉讼费的负担人民法院不好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无赔偿标准，因此，法院实际支持的数字与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索赔的数字往往有较大的差距。这笔差距的诉讼费用该由谁来负担？一般情况下，诉讼费用由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责任大小，判由当事人一方负担或由双方当事人按比例分担。同理法院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数额，由加害人承担，无可非议。法院没有支持的精神损害费部分，若让加害人承担，则不符合公平原则；若让受害人或其亲属承担，则与“按责任大小分担的原则”相悖；若双方皆不承担，考虑到精神损害费立案时已折算成金钱并已成争议数字，又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相抵触。实践中，常由审判人员来酌情认定。因而从立法上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意义十分重大。
 
  2、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费的数额标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费的确定标准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缺少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依据，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判出的数额相差悬殊。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六种因素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1）过错方的过错程度，过错责任原则已经由《民法通则》第116条确定为侵权行为的一般归责原则。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民事责任自然应遵循的这一原则。（2）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这些具体情节可以确定损害事实的大小，从而为确定具体数额提供依据。（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是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费的主要数据。精神损害的后果可分为三种形态，其一，对单纯精神损害的赔偿；其二，对精神障碍的损害赔偿；其三，对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可确定赔偿责任大小，从而确定赔偿数额。此外，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作为确定赔偿费的一个依据（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对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惩罚。（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因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功能是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只要能够给侵权人以惩罚，就能够起到安抚受害人的作用，如果受害人看到侵权人因为他的侵权行为而承担责任对其经济来说已是一种惩罚，常常会感到一种安慰而接受这样的裁决。相反，如果法院判决加害人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远远超过其支付能力而产生严重的对抗情绪，采取消极对待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实际的赔偿，则安抚不了受害人，从而使人民法院裁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受损。（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其赔偿数额相应地要比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高些，这样才能较公平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惩罚和调整功能。
 
  上述六个方面因素的确定，为法官在离婚过错赔偿诉讼中对过错方精神损害的赔偿提供了客观的可参照物，也使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不至于差别太大。但在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没规定限额幅度的情况下，仍不利于司法实务操作。因此，建议通过立法制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与最低标准，使赔偿量化。在确定这个标准时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赔偿的数额不能太低或太高，太低不足以实现设立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宗旨与目的，安抚不了受害人。太高受害人得不到赔偿，也安抚不了受害人2、应考虑目前我国农村和城市家庭的经济状况，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从而制定不同的标准。3、要认识到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人格价值和精神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赔偿数额会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走向。
 
  七、对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无过错方举证难的救济措施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使无过错方能够通过法律得到救济。但无过错方举证难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跟踪、偷拍因其来源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采取这些措施又很难证明对方的过错，而不能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过错行为就得不到赔偿，无过错方不能得到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法院应如何采信具有不同证明程度的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此就这个问题谈点意见：
 
  目前学术界一致主张民事诉讼应实行有别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把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证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提高了诉讼效率。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指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能够从证据中获得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较高盖然性标准是指证明达到了待证事实可能如此的程度，如果法官从证据中获得的心证为待证事实有可能存在，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该心证就满足了较高盖然性的要求。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然而，在民事诉讼法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能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的一般情形，少数取证特别困难的案件应当实行较高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适当降低其证据要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就属于取证特别困难的案件。应适用较高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在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诉讼中，只要无过错方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较高程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就应予以认定，从而支持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使无过错方得到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