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00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