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二下午，在南山区西丽街道珠光村一所简陋的农民房里，钟家泉和他的多名工友坐在地上，身边摆放着数十张各类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胸片。他们接过了耒阳籍老乡的接力棒，成为又一批为矽肺鉴定奔波呐喊的农民工。在摄影同事的要求下，他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挨个拍照记录，曾经坚挺的胸膛变得瘦弱不堪。

　　兼听则明

　　钟家泉指着自己发黄的牙齿说，有着15年烟龄的他，因为尘肺，如今已经基本戒掉。

　　———郭启明

　　周二下午，在南山区西丽街道珠光村一所简陋的农民房里，钟家泉和他的多名工友坐在地上，身边摆放着数十张各类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胸片。他们接过了耒阳籍老乡的接力棒，成为又一批为矽肺职业病鉴定奔波呐喊的农民工。在摄影同事的要求下，他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挨个拍照记录，曾经坚挺的胸膛变得瘦弱不堪。

　　采访间隙，将一包烟拆开分发给他们时，却被全部婉拒。钟家泉指着自己发黄的牙齿说，有着15年烟龄的他，因为尘肺，如今已经基本戒掉。爬个楼梯都会喘气，晚上睡觉不断咳嗽。半月前曾因为急性支气管炎，曾在医院挂水多天，深知那种三更盼着等天明的夜，是多么的难熬。

　　怎么样(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在几日的采访过程中，调查了解的全部无非可以用这么三个词概括。从职业病防治院，到卫生部门，再到劳动部门，诚然各自都有难处和苦衷，但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公认的回答，“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句不可能被否认的废话，就像“这都是制度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一样，正在成为一个解释原因的理由，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

　　难，都难。《职业病防治法》黑纸白字，职业病防治院不可能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擅自检查。深圳建筑工地多如牛毛，卫生监督所就算24小时轮轴转也查不过来。建筑农民工签合同率极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监察要查得滴水不漏，无异于以一己之力对抗数十年的“潜规则”。更难的，自然是这些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卖命十余年，却得如今下场。在采访车上，钟家泉一路上指着窗外大大小小的楼盘说，这是我盖的，那是我盖的。但现实却是，没有一家工地愿为他证明工作关系。就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怒吼着“我为他们证明”一样，让人分外觉得世情冷暖，世态炎凉。

　　耒阳的走了，张家界的又来了。当时历史背景和法制环境积累的弊病，在今天得以凸显，城市发展的代价竟需要他们个人来承担。集体要求做矽肺职业病鉴定并索赔的这批149名农民工，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悄然回家。历史遗留问题总要解决，因为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采访中，一名同行问我如何看待问题产生的原因。我竟然也叹了口气，不禁说了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