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侵蚀、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上海、江苏调查时发现，原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才会出现的“用工荒”，却成为经济复苏阶段长三角制造业的“困扰性因素”。“招不到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其中一线技术工、操作工的短缺尤为突出。企业、劳动部门等各方人士判断，此类“用工荒”在2010年春节前恐难明显缓解。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的背后正凸显出“三个矛盾”：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相适应，企业习惯性的“困境”与劳动力日益强烈的“稳定”诉求难以契合，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高企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

　　“结构性”用工荒叠加“惩罚性”用工荒

　　这次“用工荒”的结构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相对较多，而在较高端的服务业中则较少，一线技术工人相对紧缺，而办公室人员、研发人员等则较为丰富。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长赵建德表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电子机械、纺织、制鞋、箱包等传统制造领域，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显得很突出。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越南具体分析说，由于上半年订单大量萎缩，各企业的工人人数锐减，现在订单回暖，各企业竞相争取工人，因此形成缺工的现象。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认为，目前的企业用工荒的出现与去年底形势严峻时的裁员有关，“原有的劳务输出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下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去年底流失的工人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苏州。”这样看来，近期部分制造业面临的用工荒带有裁员后的“惩罚性”。

　　浙江当地基层就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从这次用工荒的成因和最近赴内地招工情况看，由于此时出外打工意愿已经降到最低，明年春节前浙江制造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很难缓解。赵建德认为，通过此轮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已经回乡的大量农民工已在当地找到工作，并将带动更多农民工留下就业，对长三角城市来说，年前看不到大量农民工输入、补充的可能性。

　　劳动收入过低是根源

　　那么，农民工如何看待“用工荒”？来自安徽省明光市农村的刘德贵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上海打工，每个月能赚1500多元，但扣掉交通、吃饭和租房，每个月只能剩下八九百元。这几年老家企业多了，用工量多，纯收入和上海差不多，所以决定回去。他反问，“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三年了也没涨过工资。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一些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例如温州的服装和制鞋企业订单工期短、利润薄，长期以来企业只有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增加员工的劳动强度，加上工资上涨有限，很多工人已经不愿到服装和鞋厂工作。此次“用工荒”更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的就业吸引力正在减弱。

　　受访专家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要解决部分地区的“用工荒”，关键还是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所得，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

　　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适应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随着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原有的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已呈现出“短腿”。

　　上海瑞侃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士介绍，目前，公司产品近年来升级换代很快，近期业务也开始复苏，各事业部开始计划招募员工。不过，却碰到了“招工难”，主要是一时招不到公司要求的合适人才，造成岗位一时空缺，“同样的技术工人，放在前几年还能要，但现在就不符合要求了。”

　　赵建德认为，部分企业的“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据他观察，这类结构性用工荒，在长三角产业升级显著的区域特别显著。

　　与此同时，企业短期“困境裁员”与劳动力“长期求稳”难以契合。在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上海闵行区，去年裁员较多的企业，目前甚至面临着员工“长久流失”的危险。

　　闵行区外来人员管理所副所长蒋卫介绍，目前企业招聘企稳，但应聘人数却持续下滑。今年1～6月，共有单位用工登记1161家次，发布岗位1722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2264人；但7～9月，单位用工登记696家次，发布岗位1051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只有599人。

　　同时，农民工输入地对当地劳动力的“拉动力”也明显增强。亢越说，金融危机后，各地政府把返乡就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出台鼓励创业和农民工培训优惠政策，去年年底流失的许多人员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城市。□

　　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