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卑微的工人们依然钱途、前途两茫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先锋、章苒、项开来、叶超发自广州、杭州、厦门、南京

    珠三角一家外资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李丹迅速地对同一玩具进行组装，她一声不吭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风起云涌。如果能加薪，她当然求之不得，但她没机会计较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多赚点。

    变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现在跟着最低标准调高，但调高一次，我们的基本任务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8小时要做9000个才行。从770元调到920元，只涨了19%，任务量却涨了50%，员工能高兴吗？”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电子厂工作的白春荣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部分外企已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而工人们对变了味的“加薪潮”当然难言满意。

    “我和企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工资，我干活，他给钱，除此之外无关联。”在佛山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小蔡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态。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吴华介绍，现在的新员工对劳动的等价交换意识很明显。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跟养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现在他们会为自己定价，问“我值多少钱”。

    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对工资不满意，但跟企业又谈不拢。“因为我们不了解企业运营状况，也不熟悉法律，个人去谈，毫无用处。说多了企业就开除你，只能抱团。”在深圳打工的王刚刚很无奈。

    “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让我们更好地参与薪资决定程序，而不是让我们去抱团争取权益。”白春荣说。

    幸福依旧缺失

    “始终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技术含量的高强度的机械劳动，他们就是压榨劳动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工厂工作。他说，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把一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像机器人一样拿起风枪机械地将螺丝拧上去，每台限速50秒”。

    专门为农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在服装厂、电子厂都打过工，他告诉记者：“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感觉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难过。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员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机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机体的大部分活力，但对许多工人来说，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职业前景。

    “只有极少数人能从生产线上成长为课长，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业培训课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术上，所以流动性很大。基本上一个宿舍里的人隔上两个月就能换一半。”白春荣说。

    不过，职业地位、薪资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满、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这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福建莆田一位公务员回忆说，1996年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户当地的一国际著名运动品牌代工厂的工人工资当时也有300多，“当时进厂甚至还要找关系”。现在这个厂一线工人月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头非法营运摩的的都要少”。

    前途总是迷茫

    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

    唐宋敏有很多爱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呆下去。

    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过工的贵州籍农民工杨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2000元的工资，我就满足了。这样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班，过周末”。但是，杨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有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介绍，更现实的是，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

    梦想的代际差异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项开来、陈先锋、章苒发自厦门、广州、杭州

    初夏入夜，在福建晋江外资工厂打工的何远和李明（化名）刚从理发店回来。因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个新潮的“韩式头”。他们俩一天一包烟，每月1500元的工资几乎一分不剩，属于“月光族”，“我们不需要养家糊口，现在就是趁年轻出来看看”。

    他俩所在的工厂要搬到厂房、宿舍条件都更好的工业园区里，但他们却不打算跟着去，因为工业区离镇上有点远，要上网、蹦迪都不方便。

    “90后”的他们，似乎有点脱离了人们对“工人”的预设定义。但正是他们使我国外资企业占很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大批离土离乡的50后、60后产业工人已经返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夹在中间的是70后。“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过日子，所以只要工资合理，苦点累点也无所谓，”1977年出生的杜泽峰说，现在深圳的打工环境比1999年刚来深圳时强很多，“今年我还把媳妇从老家带了过来一起工作。”本报记者走访我国东部、南部几十家工厂后普遍发现，70后打工族大体上保持着老一辈产业工人埋头苦干的心态。

    正在成为产业工人主流的80后则更多的是希望出来见世面，长阅历。“人生应该有一个方向，我现在希望从这个职位一步步往上升，三五年内做到采购专员。”1983年出生的江西人李小勇现在广东做采购工作。

    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远，而何远和李明等90后工人却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

    “在家里无聊，所以就一起出来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东莞外企打工，他说，“在外面比较自由，可以经常逛街、上网，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无所谓，如果觉得不好就换一个工作，只要过得更舒服、开心。”对这些90后打工者来说，手机是必备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动。

    国内第一家农民工网站“新农门”ceo肖克文介绍，80后、90后的农民工多不用承担家庭负担，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其实跟城市青年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辈子打工，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满足低层次劳动，追求生活的意义。”肖克文说。

    70后养家、80后追梦、90后自我，中国沿海的产业工人“分层化”明显，但他们都都渴望发展空间，渴望融入城市，渴望体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