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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卧底”工厂收集维权证据 自称无间道
www.110.com 2010-08-23 17:15

 他,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就开始自己的孤身卧底,一步一步地根据法律去收集公司侵权的证据
    
    本刊记者/杨时(发自广州)    2008年8月31日晚些时候,24岁的黄伟木拿着一个包走出工厂大门。 他的手中有从这个制衣厂领取的4个月的4203元钱。黄伟木看着工厂大门,想,“我应该拿到47201块钱,欠我的那些先存在你们那”。黄伟木把薪水的数字扎扎实实地记在心里。
    
    没有人知道他将永远离开这个工厂,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勤勤恳恳在生产线的年轻人在这家制衣厂做了4个月的“卧底”。
    
    9月1日,工友们收到黄伟木的短信,要大家看他自己的网络空间。一篇名为《史上最黑马农民工疯狂合法维权》的文章被贴在上面。这场被他自己称为“无间道”的大戏拉开帷幕。
    
    “我经常会冒出英雄主义的火花”
    
    2008年3月5日,还在广东一家化工厂做推销员的黄伟木,看到报纸上的一篇社论。这篇针对新《法》的社论,称“劳工权益被虚假地代表,被多方面束缚,被习惯性漠视”。这段话让这个“每天坚持看一份以上报纸,喜欢关注民生”的农民工心里一震。“我可以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站出来,为农民工的权益做点事。”黄伟木心里想。
    
    黄伟木所想的“非传统”方式,是“通过网络造成舆论压力向资方施压,让血汗工厂整改。”这个从2002年开始接触网络、每天阅读网络新闻、关心媒体动态的农民工决定选择一家工厂,做一次“卧底”。
    
    当时黄伟木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广州番禺的工业区四处转悠,寻找需要化工产品的五金电镀厂,想方设法混进厂区和操作师傅建立友好关系,再向他们推销产品。相互熟悉之后,有师傅向黄伟木抱怨“每天都要加班,一个月就挣一千多块钱”。他赶紧用从报纸上看来的词语问,“《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你们的情况是不是好点?”操作师傅感觉这个推销员很奇怪,“什么合同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黄伟木不再追问,心里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我可以帮助他们”。
    
    “我经常会冒出英雄主义的火花,有时候就想自己是个蜘蛛侠什么的,拯救世界。”黄伟木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用广西口音的普通话笑呵呵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08年“两会”之后,女首富张茵对于“血汗工厂”的辩解,让黄伟木觉得是“资方在咄咄逼人”。他决定开始行动。
    
    3月中旬,黄伟木找到自己在化工厂的老板,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辞去了这份每月2000多元工资的工作,寻找“卧底”目标。
    
    “我家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就长期招工,我轻而易举就被雇佣了。”黄伟木说。他所选择的工厂名叫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原名为广州长缨服饰有限公司。黄伟木前去应聘,这家工厂正在更名迁址。
    
    黄伟木特意前往公司新址,“工厂大楼还挺漂亮的,应该挺正规的吧。”他想。在他的计划里,如果面试时发现这家工厂用工规范,他就会选择离开,因为他“不是来挣钱打工的”。
    
    工厂叫黄伟木去面试,进到工厂,他直接被带往车间,三十多个工人都在干活。他被安排在一张硬凳子上,被要求打扣眼钉纽扣。2003年他曾经有过制衣厂的工作经验,顺利过关。他在空隙里问其他工人,“你们签没签劳动合同?”对方说,“没有。”他又问,“那社保呢?”“啥是社保?”黄伟木觉得“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样的厂子”。
    
    他所在部门的组长,称“目前这个岗位不缺人”,厂长看在黄伟木是熟练工的份上还是让他留了下来。
    
    面试过后,黄伟木被一位文员带到办公室。对方说,“明天上班。”黄伟木赶紧问,“工资呢?”
    
    “工资是计件的,多劳多得。晚上加班额外一个小时补助5毛钱。”
    
    “那有休息吗?”
    
    “有休息,星期天晚上不用加班,平时有急事可以请假。”
    
    “那还有没有其他?” “就这些,都是这样啊。”
    
    黄伟木“满意”地留了下来。
    
    卧底之旅
    
    3月25日,早晨。黄伟木对自己说,“我的卧底之旅开始了,我得记住这个日子。”他计划不动声色地做到9月底,在国庆长假期间把所见所闻发布到网上。
    
    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坐落在广州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这家工厂刚刚从番禺钟镇工业区搬迁至此。周围有着一家鞋厂和一家机电厂,附近最好的饭馆也只是大排档,饭菜价格比广州市区便宜三分之一。有摩的在各处转悠,尘土飞扬。黄伟木提着行李,在门口看了看工厂大楼,心想,“按厂房和硬件计算,老板应该身价千万吧”。
    
    这个服饰公司有一个五层的主楼,中规中矩的矩形楼身,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图案。大楼的一层为仓库,二层是办公室和销售部门,三层是尾部(负责制作服装的最后几个步骤),四楼为大车间和办公室,五楼是车版纸样。
    
    厂房门口有铁栅栏门,大门最左边有一间传达室,可以看到两三位保安人员。如有生人进入,则有保安查问身份。主楼一侧有一座二层小楼,一层为食堂,二层是宿舍,每间宿舍有六到七位工人居住。普通工人每餐收取一元五角,组长免费,住宿要收取水电费。
    
    早晨8点,黄伟木坐在尾部车间的凳子上开始工作。他给自己定了规矩,“多了解其他工人,尽一切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工作第一天,黄伟木和其他人一样晚上加班到十点,“屁股坐得生疼”,大量布尘使他的过敏性皮炎复发。黄伟木买了一个坐垫,开始服用息斯敏。月底,他计算了一下,第一周他赚到三百元钱。
    
    4月份是服装厂的旺季,每天加班。4月4日,清明,法定假日,照常上班,没有接到3倍工资的通知。有工友在一旁嘟囔,“朋友都放假,就我们这里不放假。”车间主任听到了,走过来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在这里工作,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黄伟木认真打着扣眼,默不作声,想,“总有一天你们得为不规矩的规矩付出代价。”机器在布料上运行,一切如常。
    
    黄伟木从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要拿到这几方面的证据——自己与厂方建立的证据;工资证明;自己认真工作的证据。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黄伟木自己花500元买了一个SONY的MP4,带有摄像功能。他装作看视频,拿着MP4到处录像,为工友拍照,别人以为只是留念毫不在意。工友们都知道他的MP4里有一部《集结号》,而不知道还有大量的“证据”。
    
    按照厂方规定,工人每月有一天休假,但要拿工作卡找厂长签字。这个措施让黄伟木高兴了一阵。
    
    4月的最后一天,他对保安说自己要休息一天,拿了工作卡偷偷走出厂门,扫描之后存入U盘,又找网吧上传到网络硬盘,删除U盘记录。“销毁证据,万一哪天被发现就麻烦了。”黄伟木觉得真正的“无间道”就应该这样警觉。
    
    时间一天天过去,工友们有时也会抱怨加班辛苦,他从不参与。6月的一天,番禺区流动人口办公室到工厂办理暂住证,IC卡里记录下工厂现在的名字“汇晟”,这让一直担心公司更名能逃避检查的黄伟木觉得,“想赖都赖不掉了”。
    
    黄伟木为了证明认真完成工作,每天很卖命,4月份的工资全组最高,1462元,其余几个月为600元到1300元之间。8月底,因为过敏性皮炎越发严重,黄伟木也觉得所有证据均已搜集到位,提前一个月结束“卧底”。他感到,自己成为“英雄”的时刻开始了。
    
    “和其他民工没有共同语言”
    
    黄伟木想成为一个英雄不是偶然冒出的想法。在他看来,如今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和他的童年有颇多关系。黄伟木1984年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普通农家,“生活比较贫困”,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从小学到初中他自己认为“成绩还可以”,初中毕业时,家中负担较重,父亲要他报考中专,他执拗地填写了高中志愿,后来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但父亲没有让他继续读书。从那之后黄伟木离开家乡开始打工生涯。“我现在能理解家里的情况。”经过6年的漂泊,黄伟木说,“毕竟以前我家住的是瓦房,我没上高中家里就盖了楼房。”  黄伟木在服装厂做卧底的4个月里,特意给自己的手机办理了停机保号的业务。“断掉和外界的联系,我就是担心别人有什么事破坏了我的这个计划。”黄伟木说,在他的心里这个计划是“神圣的”。这段时间没有人能找到他,过一段时间他会到网吧上网,偷偷在QQ空间里写下“卧底”的心路历程,但并不开放空间,有待一日他期望自己名闻天下。只是偶尔他会给广西家中的父母通个电话,告诉他们“一直在化工厂上班,一切都好”。
    
    黄伟木有时也有些愧疚,他已经5年没有给家中寄过钱。当他和大多数农民工聚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他“你一年能给家里拿多少钱?”黄伟木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反感,觉得自己和其他农民工没有“心灵沟通和共同语言”。
    
    黄伟木的父亲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年过五旬,已回乡种地为生。他的姐姐和弟弟都在广东打工。这样的家庭给黄伟木提出的要求是“多挣点钱,置些家当早点成家”。因为“理念”不合,他和家里一度闹得很僵,“很少打电话回家”。去年,他曾回家一次,和乡亲聊天,乡亲们觉得他“很有思想”。他和父亲深谈,“想趁着父母还能自己生活,自己还年轻,想搏一次。现在是没能力孝顺家里,以后成功了,会更好地孝顺。”在他的梦想中,“一定要成功,就是脱离农民工这个阶层。”他一度迷恋励志书,现在意识到“很多书都是骗人的”,连书名都已经忘记。
    
    平时在城市里,黄伟木很少和农民工群体在一起,“最多也就是在一起吹吹牛”。在他的心里,他自己“和其他农民工不一样”。比如,一起看电视,他总会把频道换到新闻,其他农民工会笑话他,“那些国家大事跟你有什么关系”。黄伟木“懒得和他们解释”。在制衣厂“卧底”,他更是尽可能不和别人袒露心扉,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和他开玩笑,问他“看上厂里哪个女孩”,他就拿出一张和朋友孩子的合影给别人看,说,“这是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糊弄过去不再纠缠。但是他会想办法了解工友的想法,比如建立一个叫作“缘聚长缨”的QQ群,把工友都拉进去。“他们都喜欢在空间里写自己的感受,我可以多了解一些。”黄伟木说。
    
    有时,他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工于心计”,但每次他都告诉自己,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自己“有神圣的目的”。
    
    现在,他的姐姐已经从电视上知道了他所做的事情,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顺手回了一条短信,“你心里支持我就行了”。
    
    “我知道工厂的压力, 但也不能一直侵权下去啊”
    
    黄伟木是8月31日离开工厂的。当天他还在车间干活时,他的组长和手下的工人抱怨,“听最近的新闻说,如果没签劳动合同,一个月应该补两个月的工资”。一直闷不做声的黄伟木突然冒了一句,“只要你们支持就行了。”组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组长就和其他工友一起接到黄伟木的短信,同时也看到网络上的热议。过了两天,有劳动部门前来检查,要求暂时停工。
    
    工厂经理把几个组长叫去开会,要给大家补签合同,但是日期写的是从5月份开始。经理对这些处于工厂中层的组长们说,“我们把你们福利提高了,我们的厂就越做越小;倒闭了,你们到哪找工作呢?”
    
    黄伟木的组长最终没有补签合同。他认为如果签署了这份日期为5月开始的合同,就意味着拿不到以前的补偿金。这个曾经在制衣行业打工十年的组长,在这家工厂每个月拿一千多元薪水,每小时加班费两元五角。“体力比工人轻松,但是头脑不轻松,挣得还不如计件工人多。”他说。
    
    这十年中,这位组长一直在广东的制衣厂工作,从事过各种岗位,换过五六家工厂。在他看来,十年中的薪水没有太多的变化。“以前人少,做得件数多;现在人多了,还是那些钱。”这位组长说,“只不过这一年多,小的服装作坊倒闭了不少。”8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初步统计,中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
    
    这位组长十年来都在小作坊工作,大多数工人不知道任何与《劳动法》有关的知识,大多数工人都认为“出来打工都是这样”。近几年,很多农民工维权事件在媒体闹得很凶,但他从没遇到过。这一次他知道,工友们都支持黄伟木,只是“不敢站出来说”。 黄伟木所在的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在广州工商局的注册信息中显示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家拥有自己品牌的服装公司,专门制作童装。据黄的组长观察,“出货量还可以,每个月可以出十多万到二十万件衣服。2008年春夏装就给了我们80万件的指标。在广东的服装厂里属于中等规模吧。”这家服装厂有150多位工人,干不完的活就外包给其他小型工厂。“养活着十几家小厂子。”
    
    按照黄伟木自己根据《劳动合同法》严格计算的薪酬标准,他工作4个多月的时间应得工资47201元,而现在他只拿到4203元。只工资一项,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工厂成本就会是现在的十倍。这对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我知道工厂的压力,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社会总要进步的啊。”黄伟木说,“我不是想把厂子搞垮,也不是想鼓吹劳资对立,就是想让他们能自觉依法整改。”
    
    现在,黄伟木已经拿着掌握的证据到劳动仲裁部门立案,案子将在10月8日开庭。他的证据中就有他自己所统计的加班时间,从4月进厂到8月底离厂,工作日加班237个小时,休息日加班376小时,法定假日加班10小时。
    
    立案之初,黄伟木很担心“潜在的暴力威胁”。于是他大量在网上发帖,主动联系媒体,“想用舆论声势保护自己”。工厂方面始终保持低调,工厂经理三次挂断记者电话,只留下一句话,“这件事情清者自清。”
    
    黄伟木承认,自己做这件事之前有自己的目的,比如“想在这个事件中尽可能展示自己的潜力,期待有伯乐能够发现”。他说话中喜欢用“国家利益”“社会价值”这样的词语,网络空间里收藏着温家宝的名言,会为一篇帖子的标题绞尽脑汁修改六七次,和记者聊天会说“这段不要写,以免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从工厂离开后,黄伟木一直没有工作,收集了众多材料和各路记者见面。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创造了社会价值,我觉得我都可以靠这个创业啦。”黄伟木说,“比如做一个公益维权网站,有一点钱可以正常运转就可以。”
    
    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仲裁结果,也做好走上法庭的准备。“我要等到这个事情了结,才去做别的工作。”黄伟木说,“我现在就靠积蓄生活,虽然没什么积蓄,我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我能借到钱的,当然不是找农民工朋友借。”他说这话时,精神很足,胳膊上的皮疹红得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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