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下的“蛋”

　　中核建中位于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和“中国酒都”的四川省宜宾市，其前身是一家成立于1965年的军工企业——国营812厂。1986年6月，经国家工商局登记成立为国营建中化工总公司，2006年5月，变更为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公司，2007年9月，变更为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尽管企业名称历经变革，但是职工们脱口而出的依然是“812厂”。

　　在20世纪80年代，国营812厂和其他很多国有企业一样，为做好待业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厂里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又兴办了各类集体企业，根据国营812厂的厂史记载，1987年至1989年间，劳动服务公司兴办了玻璃厂、兴华皮革厂、江南金属制品厂等，属大集体单位。

　　今年42岁的宋晓东就是经劳动服务公司批准招用的集体职工，进入812厂工作后，此后10多年，历经化工、汽修等不同岗位的工作。

　　1989年8月，国营812厂又成立了集体经济管理处，与厂劳动服务公司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即对内称集管处，对外称劳动服务公司。1991年，厂里下发文件，明确集管处归口管理全厂集体工，根据生产工作需要，负责集体企业职工的招收、聘任、调配、安置、培训和集体职工的调出（入）工作，并负责审批和办理有关集体职工的奖惩、工资福利、、退职退休等工作。

　　直到1997年，宋晓东得到了一个“顶岗”的机会，他的父亲之前也是国营812厂的全民职工，“我可以顶父亲的岗位，当时的政策是不顶可以补助6000元，顶了就是正式工”，宋晓东回忆说。

　　顶岗后，宋晓东被调到国营812厂下设的职工教育中心当起了老师，教汽车修理、钳工等机械课程内容。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企业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员工也被分为全民工和集体工。

　　和宋晓东一样，91位申请人中的大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间，分别经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劳动服务公司批准招用为小集体、大集体职工。

　　“当时国有企业招工有指标限制，在需要用工却没有指标的情况下，招收'集体工'成为企业变通的方式”，有职工代表说。

　　这些人员被招用后，即被安排到锂钙公司、职工医院、职教中心、电梯厂等单位，从事冶炼工、库工、输水工、电工、砌筑工等岗位工作。这些公司都属于大、小集体经济单位，归口集管处领导和管理。

　　宋晓东调入职业教育中心后，才发现自己的工资待遇跟其他正式的老师不一样，“基本上每个月低20%左右”。

　　在其他岗位上的职工和同岗位的全民工，在工资待遇上的差距，和宋相差无几，“我们是全民岗位上的集体工，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作但待遇一直是差别对待的”。

　　改签“劳务派遣”合同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变更为国营建中化工总厂的国营812厂，大、小集体企业遍地开花。

　　1994年，工厂调整了集体经济管理处下属机构，成立了四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来管理数量庞大的大、小集体企业。建南机械实业公司管理金属制品厂、磁性材料厂等四家工厂；海通工贸公司管理原金山经营部、金山针织厂、金水经营部；振兴工业公司管理马鸣化工厂、金龙加工厂、金江经营部；建中兴华工业公司管理皮革厂。这四个公司为集体经济管理处下属四个经济实体。

　　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后，大多数原先的集体工，跟上述四个公司中的建中兴华工业公司（以下称兴华公司）及建南机械实业公司（以下称建南公司）签订了3～10年期限的固定以及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情的，也没法律意识，厂里让签就签了，有些甚至在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个名字就算签了，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拿到合同”，有职工表示，至今回忆起来，颇为无奈。

　　一开始，对于集体工的身份，这些职工并无太大的感受，除了工资稍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厂里入团、入党，参加工会组织，参加年终评优等，样样不落，有的还当上了工段长、班组长，也有人成为工厂的技术业务骨干。

　　因为全民工和集体工的差别，出现了“徒弟工资比师傅高的怪现象”。职工李强说，“我们和全民工都是混岗工作的，后来进来的职工，很多是我们的徒弟，是我们老职工一手带出来的，但是到头来他们的工资却比我们高了”。

　　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的2007年12月，职工们被要求续订数10年前的劳动合同书，续订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

　　由于此前“同岗未同酬，而且工资待遇逐年拉大”，在续签时，这些集体工提出要求同工同酬待遇。“当时，厂里口头答应不会辞退，同工同酬可以协商”。

　　2007年12月25日，一份建南公司的书面答疑称，“待遇问题只有职工与建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建南公司才能与协商解决”。

　　于是，与宋晓东和李强一样的这些集体工，在签了合同后，带着内心的疑惑和忐忑以及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期望，“从那时开始，我们开始信访，要求同工同酬，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什么办法解决”，职工回忆道。

　　一年过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职工，等来的却是让他们更加惊愕的消息。

　　2009年年初，职工们接到一份通知，所有“派遣人员”必须与兴华公司、建南公司改签一份新版劳动合同书。在这份新版的合同书中，带有劳务派遣条款，自此引发职工的强烈不满。

　　“我们自进厂之日起，都从未在建南和兴华公司上过一天班，一直以来都是在812厂（中核建中）的岗位上与其全民工共同工作，怎么就能把我们变成劳务派遣呢？”职工们开始担忧未来的生活将没有保障，“变成劳务派遣后，是想以后把我们一脚踢开”。

　　职工们认为，自己从来没离开过中核建中公司，也是由公司招录而来，“二十年如一日地在同一个岗位工作，早已形成长期的”。

　　于是，职工拒绝签订这份新版的“劳务派遣”合同，至此，双方的劳动纠纷发生。

　　被瓦解的同盟

　　感觉要被“抛弃”的李强、宋晓东们，开始联合其他像他们这样的“全民岗位的集体工”，在中核建中，这样的职工有600多人。

　　一开始，大多数职工拒绝签订新版劳动合同，但是2009年3月，中核建中人力资源部向各单位下发了《劳务派遣工节假日加班审批表》，规定集体职工加班必须填写该表，经审批后才能发放加班工资，否则不予认可，职工认为“这是要将劳务派遣工的身份强加于职工头上”。

　　此后，陆续有各种文件出台，每一次新文件出台后，都会有“全民岗位的集体工”去签订新版劳动合同。

　2009年5月，兴华公司和建南公司先后发出了《签订新版劳动合同书的通知》和《签订新版劳动合同书补充通知》，通知称，2009年6月10日到公司签订新版劳动合同，逾期未签的，两公司将召回本公司，按待岗发放生活费处理。

　　此通知一出，签新版合同的人数立即增加，“这就像是最后通牒，再不签就要失去工作了”。

　　通过查询，职工们发现，此前兴华公司和建南公司并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在职工们维权跟进后，2009年的6月和7月才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增加了“劳务派遣”的经营范围。

　　职工们决定联合起来，请律师为他们维权。开始的时候，试图通过劳动仲裁维权的人数有158人。

　　2009年5月20日左右，中核建中公司人力资源部对合同到期而又拒签新版合同的职工，发出了一批《停工通知》，称根据中核公司与兴华、建南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合同到期的职工不再具备劳务派遣资格，接到通知之日起停工，退回原来签约公司。

　　在职工医院工作的雷宇等多人均向记者称，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签约，才得以复工。

　　人数还在一天天少下去，到递交劳动仲裁申诉书时，还剩职工133人。

　　“有职工喝酒喝多了，哭着去签约，第二天早上，看到同事就哭，感觉对不起同事，还有一对夫妻签了约后，抱头痛哭”，职工描述很多人生活所迫签了劳务派遣合同，但整天“掉在泪缸中”。

　　仲裁庭开庭的前一天，职工们戏谑，“厂里巴不得我们全部撤诉，即使半夜12点打电话过去，厂里也会和你签订新版合同”。

　　2009年7月21日，宜宾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八楼，这起劳动仲裁案开庭审理。仲裁庭内外挤满了人。参与仲裁的人数又减少了42人，最终定格在了91人，其中包括已经签约但仍坚持为自己“讨说法”的职工。

　　8月10日，仲裁结果出来了。

　　91人中有71人，与中核建中达成调解协议，但仍剩下20人坚持不接受调解。

　　仲裁调解书显示，5个工作日内，接受调解的人与兴华公司或建南公司签订新版劳动合同，到原岗位接受一周的培训，与中核建中其他员工在用工上同等对待，中核建中承诺“不因非个人因素将申请人退回用人单位”；中核建中同意自2008年1月1日起同工同酬，补齐至今差额部分等协议条款。

　　而另外20人不接受调解的职工，根据仲裁裁决书显示，除和上述71人一样，从2008年1月1日起补发同工同酬差额外，其他如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诉求不予支持、对要求补缴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的诉求不予受理。

　　没有接受调解的20位职工，不服仲裁裁决，他们选择了提起诉讼，“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会坚持到底”。

　　不过，他们碰上了新的问题，起诉状递交到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法院以“无法判决为由，要求撤回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要求同工同酬等诉讼请求，否则不予立案”。记者电话联系立案庭李法官，李法官称不接受采访，未解释不能立案理由。

　　对于此劳动纠纷案，中核建中的委托代理人、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陈义明不愿置评，称中核建中是央企，媒体最好不要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