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案考虑舆情”已经是最高法院主要领导多次强调的观点，此次张明宝案的舆论压力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希望执法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要严格执法，而我们自己，不要超速飙车，不要酒后驾车，不与行人抢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孙伟铭，下一个张明宝。

　　11月27日张明宝案一审现场，右为王磊律师(资料图片)

　　律师手记

　　配合着曹纯钢律师，王磊律师也参与了此次张明宝案的辩护。辩护之余，办理案件的切身感受让他对醉驾多了一份思考。正是凭着这一份思考，王磊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在张明宝案宣判的前夜，他写下了这篇办案手记。快报记者联系上他，将王磊的办案感悟与读者分享。

　　辩护律师：王磊

　　回想起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杭州飙车案、孙伟铭醉驾案以及自己亲身参与整个法律过程的张明宝醉驾案，舆论和公众的焦点始终指向如何对他们定罪量刑。在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下，凄惨的车祸时刻敲打着公众的神经，以至于当一些法律学者指出交通肇事不逃逸，最多只能判七年的时候，公众愤怒的情绪彻底被点燃了。要求死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今天的宣判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虽然我们辩护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们的声音已经淹没在大众的喊杀声中了。

　　“判案考虑舆情”已经是最高法院主要领导多次强调的观点，此次张明宝案的舆论压力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为什么许多事情，必须以一种异常惨烈的方式展现于人前，才能获得关注?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紧盯着事后的严惩，而没有想过事前的防范?为什么电视上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对肇事者，对辩护律师，对主张宽容量刑的专家的谩骂，而鲜有对现状冷静的反思?

　　交通运输领域为什么总是车辆横冲直撞，行人战战兢兢?是不是跟执法废弛有关?且不说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仗着国家权力无视交通法规，就算是一般人，也没有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反正找找人就是了。有钱有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钱没关系，只得乖乖受罚。长此以往，挑战法律权威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遵纪守法成了没本事的代言，于是公路上到处都是随意转弯，乱闯红灯，与人抢道，超速狂飙，醉酒驾车，人人削尖了脑袋去投机取巧，规规矩矩开车惹人耻笑。法治废弛同笑话，规则弃之如敝履，终于到了今天，鲜活的生命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消失于人间，难道仅仅是肇事者一人的责任吗?

　　这几起恶性交通事故的共同点，就是事故发生前多次违章，但都未曾严格处罚。我们试想一下，倘若一个驾驶员，初次违规就被惩处，不管他什么社会地位，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让违规不再是特权的象征，而是无知无能的体现，这些恶性事故，或许就不会发生。

　　但让我们回归到案件本身时，我们应该坚持罪行法定的原则，而不能把罪名建立在“民愤”之上。刑罚针对的是“已然”之罪，罪的大小不应该随着事后“民愤”的大小而改变。所以这些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思考的问题：法律如何回应民意?如何兼顾法治的严肃性和群众的认可度?如何化解两者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些案件点出了中国法律的短板，针对恶性交通肇事缺乏合适的法律惩处：交通肇事罪，畸轻，舆论不认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则畸重，对当事人不公平，也有违罪行法定的原则，其间的法律空白急需填补。

　　斯人已逝，生者犹存，活着的人要做点什么，才可以告慰死者和自己的心灵?经过我们近一个月的调研论证，我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了《增加“危险驾驶罪”建议书》，虽然我们不奢望人大能够因此修改《刑法》，但是我们发出了作为律师的呼声。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希望执法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要严格执法，而我们自己，不要超速飙车，不要酒后驾车，不与行人抢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孙伟铭，下一个张明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