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律师“伪证门”的争论可谓热烈。警方提供材料，言之凿凿;同情律师方也不甘示弱，指责警方恶意侵犯律师权利，“杀鸡给猴看”;本应保持中立的学者和网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入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而各路人物轮番亮相后，留给公众的却依然是一团迷雾：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我们不敢相信任何一方。因为许多事实和证据并不为公众所掌握，而且案件才刚刚进入侦查阶段，作出定论显然为时尚早。但本案的法官却无法逃避，他们会像我们一样感到迷惑吗?如果判决生效了——不管有罪还是无罪——公众的疑惑和争论会随风而逝吗?

　　尽管迷雾尚未驱散，真相有待查明。但因为事涉律师，公众就尤为关注。律师是法律工作者，所作的一切工作，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这次如果被证实有律师参与作伪证，或是法官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司法权就会公信受损，广大公民的法治信仰也将受很大的伤害，所以必须及时纠正。

　　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依笔者愚见，至少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必须进一步明晰“律师伪证罪”的罪状。根据法律的规定，律师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律师没有义务帮助控方追诉犯罪，控方指控犯罪失败也不能归罪于律师。因此，不能将本罪变成套在律师头上的紧箍咒，沦为司法机关搞“职业垄断”的制度化途径。

　　具体地说，确定本罪的罪状必须充分考量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厘清其与正当执业行为、违反律师职业道德、违反律师法行为的界限。比如口供具有高度易变性，如果被告人翻供，就不能一味对律师搞“有罪推定”。此外，基于辩护方的天然弱势地位，本罪还必须给律师正当执业留出足够空间。比如律师和当事人模拟庭审程序、告诫当事人不要轻易认罪就不宜认定为教唆当事人翻供。当然，将本罪设置成结果犯也十分必要，即只在造成冤假错案时才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其次，必须设置特别的启动程序。“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律师伪证罪的启动权当然不应该由其利益相对方来行使，甚至由异地的公、检机关来行使也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可以由人大任命一个由律协代表、人大代表和独立检察官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先行调查，只有调查组建议并全程监督，追诉程序才能进行。

　　最后，调查、追诉程序必须在律师完成辩护职责之后启动。因为在律师行使辩护职责过程中问责，一方面不利于保障委托该律师的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诉讼的中断，有碍诉讼效率。况且案件不终结，伪证的危害后果就不会显现，律师是否有伪证行为也难以准确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