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陈斯喜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事了26年的立法工作，回顾过去30年的中国立法，他感慨，很难想象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将形成

　　新京报：常委会工作报告说，今年要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建成的标准是什么?

　　陈斯喜：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有几个判断标准，如各个门类的法律要齐全、七大门类中起支架性作用的法律要制定出来、各个法律规范之间要形成配套等。总体讲，现在接近形成。

　　新京报：现在还缺少哪些法律?

　　陈斯喜：有些门类的支架性法律还缺一些，比较突出的主要是，缺法律关系适用法。

　　新京报：是不是目标完成了就可以放松了?

　　陈斯喜：形成法律体系也只能说是从粗线条作个判断已经形成，还不能说已经十分完善。如果用高标准的法律体系来衡量的话，我们差的还比较多。

　　新京报：民法学者们一直呼吁能够制订民法典。

　　陈斯喜：过去我们更多的侧重制定单项法律，法典化程度较低，这个最突出体现的就是民法典，现在制定了一批单项民事法律，今后需要把它整合成法典。

　　通过三十年努力，现在只能说解决了无法可依，但是，怎样有一个好的法律、高质量的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为什么是30年?

　　陈斯喜：构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但后来遭到挫折，特别“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破坏，这项工作停顿了，所以现在我们讲法律体系的构建，基本上是从1979年以后开始的。

　　不做民主法治“促退派”

　　新京报：回顾这三十年的人大立法，你怎么看?

　　新京报：回头看，成就确实是非常的巨大，是很难想象的。作为从事法制工作的人，确实要多承担一份责任，要多为推动法制建设承担一份责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推动法制不断向前发展，要做民主法治的促进派，不做“促退派”。在条件允许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发展的快一点，在条件不具备时，要能守住底线，不使它倒退，这个很重要。

　　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