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思考合同法，便会发现其充满了历史。”霍姆斯在其《法律之路》中如是说。回顾1999年颁布《合同法》的前前后后，亦可深刻感受到《合同法》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之基本精神——私人自治的宣告与坚守。

　　合同效力配置的多元化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民事立法对于合同效力采取有效、无效的二分法。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就是效力配置单一化的典型代表。1985年制定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了与国际接轨，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但却仍然延续了《经济合同法》所奉行的有效、无效的二元效力架构。

　　随着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在中国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有效、无效和可变更、可撤销的三种情形，从而开启了合同效力的三元模式大门。但纵观当时民事立法，合同效力配置的多元化并未在立法上形成共识。典型的体现是1987年制定的《技术合同法》就没有注意到《民法通则》所采取的有效、无效、可撤销并存模式的进步意义，而是“不无遗憾”地回到了《经济合同法》二元模式的老路上。此后，到1993年修订《经济合同法》时，中国民事立法仍然没有重视《民法通则》在效力配置上的多元化趋势，依旧沿袭了有效、无效的二元模式。

　　1999年统一《合同法》的颁布，不仅结束了中国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也结束了合同效力配置模式单一的缺陷。统一《合同法》不仅继承了《民法通则》所采取的有效、无效、可撤销并存的做法，而且还补充规定了效力待定模式。统一《合同法》关于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相较于《民法通则》和旧合同法的做法，无疑给予了此类在旧合同制度中没有生命的交易以“新生”的机会。因此可以说，统一《合同法》在合同效力配置上的多元化发展，不仅与世界立法潮流相契合，而且还具有促进交易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合同无效范围的逐渐缩限

　　合同无效范围的扩大化与效力配置的单一化相连。因为立法在瑕疵合同的效力配置上的单一化模式，必然导致将所有存在瑕疵的合同都定性为无效的后果，这样一来会使得无效范围呈现扩大化趋势。不难发现，无论是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还是1987年的《技术合同法》，抑或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以及1993年修正的《经济合同法》，对于违反国家政策和计划、欺诈、胁迫、侵害他人利益等情形的合同，都被作为无效对待。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无效合同的范围还一度被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