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里跟着女朋友去了一趟她的老家——浙江宁波下面一个小县城下面的一个小镇下面的一个海边小村。

　　女友回乡的任务之一是取二代身份证。她在杭州读的大学，工作在上海，户口一直挂在杭州。最近趁着换证，索性把户口迁回县里。让我吃惊的是，她不仅拿到新身份证，而且还有一本崭新的户口簿。我原以为她拿到的是县人才中心的集体户口，想不到她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这是一本农村的“居民户口簿”，她父母属于农民，不上户口，她成了户口里唯一的居民，并且是户主。

　　村子很小很小，但背山面海，有不少海塘、滩涂还有山岭。她家里三姐妹，两个姐姐分别嫁到县里和宁波，成了城里人。据说，上一次划承包田时，三姐妹都按人头分有份额。但现在，三姐妹都无权继承承包田地、海塘了，那么以后这些田地归谁呢?这是中国土地法律无法面对的难题。而且这不是个别人的困惑，宏观上越来越多的乡村人走进城里，法律上“失地”了;另一方面，中国二元划分的土地法律制度，还停留在立法者预设的“理想状态”里，不愿面对现实。

　　过去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宋庄农民房案中，法院判决农民卖房子给画家无效，理由是画家是城里人，按法律农村房屋必须由农民所有。但有意思的是，那个悔约的农民几年前已经有了城里户口：既然城里的画家不能买农村的房子，那么“城里的农民”，又怎么可以要回呢?

　　我估计法官也不是没有想过这问题，但它是牵涉到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政大问题，法官只能绕开了。农村房屋所有权问题就突破现有一切的所有权理论的边界：“进城”成为所有权转移，或者“剥夺”的新方式!

　　和一位乡镇妇联主席——她其实是我女友的同学，前年考上的公务员——聊过当地农村房屋买卖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基层干部们原则掌握，因为法律是空白。她说：当地是禁止城里人买农村房，但不同村的村民间可以买卖。从法理上说，中国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集到村一级，只在一个村子里共同所有，村外的农民能买房子，村外的城里人为什么就不能买了?

　　下面似乎应转到近年大热有关农村土地应否私有化的争论。李昌平先生反对之，理由是防止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秦晖认为，名义上的土地“共同所有” 没有意义，关键是自由不自由——农民能不能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秦先生更“现实主义”：如果现今土地真是集体所有，以村为单位，那么其他人是无权干涉这种 “私权”的。但有意思的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之下，由政府主导我女友家所在村和另两个村子并成一个大村，这等于是把三个村子的，特别是土地给重新处分了，这样的“集体所有”又怎么体现村民的所有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