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李某(女，60岁)与遗赠人周某于1965年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较好，未生育小孩，收养一子(31岁，已成家另立门户)。1998年周某认识了比他小30岁的邱某(原告)不久后，二人便租房公开同居生活，直至2003年5月，周某因患肝癌晚期住院治疗。在周某住院期间，一直由李某及其亲友照料，直至死亡。临死之前，周某立下书面遗嘱并经公证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金首饰、手机一部和变卖位于某市的房产的售房款的一半等共计10万元遗赠给邱某所有;骨灰盒由邱某保管。周某去逝后，邱某以李某控制前述财产，拒不交付，侵害其财产权于近日起诉到法院，关于本案的焦点：即遗赠人周某遗赠自己的财产(姑且不论周某遗赠自己无权遗赠的效力问题)是否一定有效?争议较大，产生了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遗赠人周某在与李某尚存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公然与原告同居;且立下遗嘱准备将财产遗赠给与其长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则和《婚姻法》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时，均由李某及其亲友照顾，而周某却在此期间将全部个人财产遗赠给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作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民众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民法》作为一国人民思想、文化、观念、传统的集中体现，不能忽视来自民众的声音，否则法律就不能渗入社会实践，不能对人民群众的意识行动产生导向作用。本案中如果机械地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引用《继承法》第16条第一款进行处理，实质上是对遗赠人周某“包二奶”，将财产赠与“二奶”这种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支持，破坏了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行为规范，使广大群众对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产生怀疑。《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还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种道德性社会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肯定有违《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动摇我国法律的根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继承法》的立法者们在立法时不能预见的。这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所在。《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在保证引用特别法的规定有违立法精神的情况下，能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所以，对本案，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应宣告遗赠行为无效。

　　第二种观点：遗赠人周某生前所立遗嘱意思表示真实，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公证，合法有效，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该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尽管邱某是第三者，也不影响遗赠的效力，即使是正在服刑的罪犯，也有权获得遗赠。《继承法》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将财产遗赠给第三者(非法同居关系)等不正当关系的无效”。所以，周某的遗赠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不违反第58条之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继承法》是特别法，《民法通则》是普通法，无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理，还是按民事法律对某一案件所涉及问题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作出规定时，才可适用民法原则的惯例。本案均应适用《继承法》，而不适用《民法通则》。故，根据《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应确认遗赠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