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四川某地一国有企业，部分工龄超过10年直至达到20几年的女工，向法院递交了一份“集体离婚”的起诉书。缘由在于企业拒绝了她们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提出的签订无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数日后企业向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下达了下岗通知书。由于企业有单身职工可以不下岗的规定，这些女工决定和他们的丈夫集体离婚，以在不景气的地方经济局面中保住自己的工作。

　　之前，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及四川等地的工人罢工，使得工人阶级日渐沦为弱势群体、整整一代人遭受不公正命运的社会现实再次引起普遍关注。一方面企业要减员增效，对应市场竞争的残酷局面。甚至需要破产清算，退出市场让各种资源重新得以整合。一方面下岗工人以自己的中年破产和老来无靠，承担了市场化转型当中最为昂贵的成本。与此同时，巨额的国有资产却在内部人和既得利益团体的挥霍、瓜分等腐败行径中“倚门回首，人比黄花瘦”。

　　下岗工人事实上承担的并非正常的市场风险，而是旧体制下一切弊病所累积的成本。下岗工人被迫在为一个腐败的体制买单。如果考虑到在国有企业体制内，数量巨大的下岗工人事实上是国有资产的部分和最终意义上的所有者。这一事实也就等于广大的所有者在为极少数管理者买单。

　　新左派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市场化本身的不正义。而市场主义者则在关注下岗工人的同时振振有词的将下岗等同于“失业”，振振有词的强调破产、失业和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天经地义，并委婉的批评下岗工人存有对国有体制的依赖性。如在关于大庆工潮的讨论中，面对人均7万元的买断工龄金额，国内不少人便表现出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担心。因为这个人均的买断金额在国内其他地区，的确是相当之高的标准。据我所知四川绝大部分的市县，一个工作10以上的职工买断工龄的金额能够达到1万元，已经相当罕见。在我家乡的国企老职工，平均只能拿到数千到1万余元。

　　这也是大庆工潮在国内似乎引不起普遍同情的原因之一。

　　但我认为，拘泥于市场经济的话语系统，将无法澄清这一事件的意义。如果我们使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关注下岗职工的问题，将会最大限度的抹煞和遮蔽其中的社会公正。如果我们不能将共产党体制下的工人仅仅理解为雇员，那么我们就不能同意将下岗简单理解为失业。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意图在社会转型中，利用现代法治化的模式，来摆脱意识形态统治留下的政治性债务和非法律的道义责任。这就使得整整一代人面临被抛弃被牺牲的不公正处境。

　　今天的公正问题，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当中的公正性。公正问题深深地陷在前市场经济及意识形态统治的阴影下。真正的社会正义问题，是共产党政权对于鞍前马后几十年的几千万无产阶级的背信弃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样的民谣不仅映照出历史的轮回，而且饱含了工人阶级对于共产党政权背信弃义的极度失望。

　　梅因提出关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的进步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但他考察这一变迁的视域是长达千年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的渐进过程。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一个身份化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为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里，如何确保这种转变的公正？如何防止权势者利用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合法的摆脱那些历史的、道义上的和身份化的义务？然后利用契约的合法性和书面性，来振振有词的抨击弱势者对于身份化时代所残留的权利义务的怀念和坚持？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身份关系迅速转化为契约关系的时代，我们应当拒绝以契约的合法性来为摆脱身份化义务的无耻行为施洗。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一个契约时代的话语系统所具有的斩断历史渊源的特性，从而跳出失业、破产和劳动合同这样的现代概念，回到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创世之初，去发现被遗弃的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