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辆三菱汽车将中国公民陆惠撞成重伤而至今不予赔偿一事，媒体纷纷行动，群起而攻之。在媒体的引导下，普通百姓义愤填膺，以为三菱的行为是对中国法律和中国人民的公然蔑视。陆惠方更是在媒体慷慨陈词，称：“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明确、责任亦已清楚的情况下，日本三菱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手段，甚至是欺骗的方法，不顾陆惠早已无钱治疗的现实，不敢面对事实，拖延时间，使陆惠方对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的立场表示无法理解，如果陆惠的观点或证据不属实，对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陆惠方十分欢迎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公开指出或到法院起诉，陆惠方一定奉陪到底。”

　　检索其它相关的评论，案件虽未经法院判决，但三菱一方已然在媒体的审判中败走麦城。媒体的记者以为自己的言论在为弱者伸张正义，普通的公民以为自己的言谈体现了爱国的情感。然而，正是在这些所谓伸张正义的唾沫声中，中国的法律被淹没得一干二净。

　　道德胜利了，而法律正在蒙羞！

　　三菱汽车肇事以后，三菱公司应否承担责任本是一个法律问题。三菱公司承担责任的基本前提应当是：一、该汽车是三菱公司生产和合法销售的产品；二、肇事起因于三菱汽车的质量。检索一下陆惠方的言谈和所举的证据，我以为，本起纠纷绝非如陆惠方所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明确”。相反，纠纷事实不清、证据不明、法律关系复杂。试析如下：

　　陆惠方称：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肇事车所做的鉴定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中已经指明肇事车的生产单位是日本三菱，型号是帕杰罗V31，所以我们无须再做证明。第二，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对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鉴定报告持有异议，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应该向更高一级，也就是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议，而三菱汽车目前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法律程序。

　　法理并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明确规定：鉴定结论必须经过法庭查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缘此，任何单位的鉴定结论包括政府部门的鉴定结论都不能作为当然的定案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实。陆惠方称：技监局的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因此事实清楚。陆惠方在此显然故意混淆“证据的法律效力”和“证据的证明力”两个有根本区别的法律概念，从而误导媒体和公众。一份证据有“法律效力”不等于事实即得以证明。一份证据如果合法取得并与本案相关，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这不代表该证据不可质疑，更不能得出本案事实清楚的结论。一个刑事被告人的妻子是可以为其丈夫提供证据的，该份证据具有“法律效力”，但该份证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则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技监局的鉴定具有法律效力，不代表技监局的鉴定即无可质疑。三菱方如果对技监局的证据提出怀疑，双方可以通过诉讼在法庭上质辩，从而使事实得以澄清。陆惠方的逻辑是：鉴定结论是技监局作出的，而技监局作为政府是不可怀疑的，故此，鉴定结论是不可怀疑的。问题在于，政府所为的行为也是可以怀疑的。法治的一个功用是约束政府。如果政府永远合理、公正，不可怀疑，则法治又有何必要？

　　就本案而言，三菱方既已提出“涉案之汽车系走私以后，在中国非法组装”的主张，作为陆惠方以及政府部门就应当提供证明该车系三菱公司生产和在中国合法销售的证据，这是陆惠方的法律责任，况且这一证据并不难获得。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汽车在办理入户之时，必须提供购买发票。汽车所有人以及政府公安部门应当有据可查。然而，在三菱方已明确提出涉案汽车是“走私组装车”的情况下，陆惠方仍然一直不提供直接证据，因此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公民都会对陆惠方所言产生合理怀疑。陆惠方称，如果三菱方对鉴定结论怀疑，应向上一级技监部门申请复议。在此，陆惠方将三菱方对鉴定不服“申请复议的权利”解释为“申请复议的义务”。依据中国的法律，三菱方对于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也完全有权利对鉴定置之不理，等到诉讼提起以后，通过法律重新鉴定。三菱方没有法律义务申请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