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由于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平等性、互换性、特定性基础的丧失，使其在总体上丧失了遵循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从而使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过失责任与自己责任等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发生大幅度的调整，而所有权限制、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行政救济等原则制度则纷纷登场。

    二、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依据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系，传统侵权行为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种。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致自己之行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属一般侵权行为；所谓间接侵权行为者，则是指因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致他人之行为或行为以外之事实，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属特殊侵权行为。显然，传统侵权行为多属直接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而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相对于直接而单纯的传统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行为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如前文列举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再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迄今已导致3000多人死亡，20多万人致残致伤，且受害者所生子女有先天性双目失明的惨剧； 危害权益繁多，举凡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环境等皆被其染指。

    由于环境侵权危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巨大，这就使得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侵权事后救济制度等成为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障碍。为了“防患于未然”，环境侵权救济中注重运用事前预防性的侵害排除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等缘故而使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以及保障企业不因赔偿负担过重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一方面放宽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责任保险和行政救济制度，以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

    三、原因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传统侵权现象中，其原因行为诸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盗窃他人钱财等，其本身就是违反社会生活常规、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无任何价值的行为，不论在道德的还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上，其都属于应受谴责、禁止并应予以制裁的。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如烟尘是由于工厂生产以煤为燃料所致，废渣、废水也是工厂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正如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原田尚彦所说：“我们像仙人那样餐风饮露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人类社会为提高人们的福利，保障舒适的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利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尤其是要追上人口的增长，并要满足无休止地追求生活提高的现代人的无限欲望，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

    但是，要使经济活跃起来。那么伴随生产活动的扩大和自然的开发，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产业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由于产业活动的质和量均巨大化高密化，使得开发行为大规模地展开，环境的破坏也就变得显著起来。“ 因此，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确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的平衡点，并据以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这种”平衡点“，在公法上主要体现为诸如环境质量标准、排污标准等环境标准上，在私法上则体现为”利益衡量“、”忍受限度“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