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的客观性决定的。

　　审判是一种“是非分明”的活动，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就如一个比喻所说被告是违法者，而原告是维护法律者，被告制造了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的利益造成了破坏，而原告则要求被告恢复原有的法律状态从而涉讼，法官作为裁判者将原、被告利益依照法律重新分配进行确定，在这个确定的过程中他主宰着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被告制造 新的权利义务状态首先其是认为合理的，而原告诉讼要求其恢复也是认为合理的，所以诉讼的双方都抱着自己有理，自己应胜诉的理念去参与诉讼，必将在案件的审理中均对法官怀有很高的期望，但审判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有一方被否定，甚至双方均被否定，有些时候，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一方就会产生很深的失望，甚至会对法官产生怨恨情绪，特别是法官在判决时可能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力或其他原因使判决的结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或当事人理解的公正与法官理解的公正出现不一致时，当事人很少有从自身找不足的，而往往迁怒于法官，但客观的讲，事实不可能再现，法官是通过证据来证实事实的，而当事人则只认可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事实，这二者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往往会导致个别当事人做出偏激的行为。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救济途径又将法官推到了最前沿，其承载着与其社会地位极不相付的社会责任。［2］ 　　（二）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近年来法官无论在政治素质上还是在业务素质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极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执法，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待当事人、来访群众存在态度不友善，不够耐心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者是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索贿受贿、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行为直接影响法院的形象，损害司法的权威，丧失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一旦觉得纠纷的裁判者法官在言行、态度乃至形象上存在不公正的倾向就会与法官产生对立情绪，利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容易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

　　（三）法官人身安全保护的力度不足。

　　从我国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当代中国法官的从业资格与从业道德在规定上可以说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较之这方面的规定来看，关于中国法官人身权利的保护却少之又少，只有《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了“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而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执行起来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法院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内部保护机制，故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不敢与伤害人发生正面冲突，自我防卫手段又相对欠缺，法官一旦遭受到当事人、案外人的伤害时，一般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就是予以司法拘留等经济、行政手段来处罚，加害人伤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而法官为息事宁人，起诉民事赔偿的也就更少了，这些欠缺使法官成为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又缺乏保护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