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转型大背景下，我国物权立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的规定方式，存在着实现道德理想的愿望与世俗利益需求的价值冲突。从冲突走向交融是遗失物拾得立法过程的基本走向。必须导入现代民法理念，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区别开，并进一步分析法律如何寻找道德与利益的平衡点。

　　关键字： 物权法 遗失物 道德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教育中，经常将拾金不昧的故事作为阐明道德理想的典范。拾得遗失物立法一直保留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道德教化特征。但是，现实社会中，拾得遗失物除了道德律还受世俗法的调整。尤其在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转型大背景下，遗失物拾得中实现道德理想的愿望与世俗利益需求之间存在着的价值冲突显现了出来。从冲突走向交融是遗失物拾得立法过程的基本走向。如何设计遗失物拾得的法律后果关系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转型，本文着重从道德理想与世俗规范的结合方式方面加以探讨。

　　一、遗失物拾得的法律效力结构比较

　　遗失物拾得可以产生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物权效力一般体现为遗失拾得可构成动产所有权取得的方式；债权效力体现为遗失物拾得在拾得人与失主之间形成债的关系。我国现行法规定的遗失物拾得主要规定了债权效力。《民法通则》中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即：在拾得人与失主之间基于遗失物拾得与费用支出的法律事实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称为遗失物拾得之债。在物权效力方面，遗失物无人认领时所有权归国家享有。

　　从我国遗失物拾得之债的效力看，当属于义务本位的立法。拾得人不得请求失主给付报酬，法律也不规定报酬的计算方式。拾得人是债务人的观念被强化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就这样达成了同一。在遗失物拾得之债中，拾得人的主要义务是返还遗失物给失主。此外，拾得人还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通知失主的义务、向有关机构报告的义务。在权利方面，拾得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只是对其所损失利益的补偿，居于从属地位。只有在履行上述义务过程中支出了费用时，费用偿还请求权才得以行使。遗失物返还行为是无偿的。这说明，我国遗失物拾得的法律效力构成中，拾得人的义务是第一位的，是主导；而其权利是第二位的，是从属的。与此相对应，对遗失物拾得采权利本位立法的民法典在当今世界各国比较普遍。权利本位的特点是强调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应享有的权利。《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遗失物法》、《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的民法典对于遗失物拾得人享有的权利都有比较完整的规定。归纳起来，拾得人除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外，还享有报酬请求权与拾得物所有权取得权。拾得人履行报告、通知等义务是其得以实现权利的条件。拾得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遗失物拾得效力的内容。

　　中外立法上遗失物拾得法律效力的差异，与中外的社会文化及道德传统差异性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遗失物拾得的立法倍受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很明显的固有法色彩。尤其在拾得人可否赋予报酬请求权、无人认领遗失物的所有权可否归属于拾得人这两个问题上更能反映我国的域内法文化特性。我国不同时期的立法文件草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规定方式有过多次反复，可以说明两种价值取向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斗争。195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稿最初稿借鉴苏俄、捷克、保加利亚的法典，所有人不明的遗失物视同无主财产归国家所有。没有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从民法典草案第二稿到第七稿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但是赋予拾得人相当于遗失物价值10%或5%的报酬请求权。 为鼓励拾金不昧的行为，保持我国优秀的传统美德，《民法通则》将道德规范直接规定为法律规范，与56年最初稿基本相同。在1999年社科院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再一次提出了拾得人享有20%~3%的酬金请求权和无人认领遗失物所有权取得权。2000年的王利明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对于百分之二十的报酬请求权同前稿，但对于无人认领的遗失物，规定为收归国有。最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物权法又基本回到《民法通则》的模式，规定：有关部门自收到遗失物之日起两年内无人认领的，扣除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后归国家所有。只有在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场合，领取遗失物时才应当按照其承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再次回归义务本位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