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条例》正在讨论修订，这次修订的直接动因被认为来自北大五名法学教授的建议。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五名学者的建议有两个选项:撤销或者修订，修订的建议被采纳，撤销的建议完全没有纳入考虑，什么原因不知道。

　　条例修订异常艰难，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阻力太大。阻力不仅大，而且多。阻力具体来自哪些方面，谁以及为什么在阻挠条例的修订，我们无从知其详。但有一道阻力，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是地方政府。

　　土地是地方财政的支柱性来源，地卖出去了，钱也拿到手了，拆不下来，地方政府很难办，而且老是拆迁“卡壳”，房产商不愿来，财政难免受影响。所以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的阻力。

　　然而，拆迁已是很不得人心，各地因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极端如自焚者也非一例。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财政压力小，处理不好的地方，行政首长还可能被问责乃至辞职。按理说，这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反阻力。不过从条例修订情况看，反阻力显然抵不过阻力，我想，这就是地方政府的阻力观。

　　地方政府的阻力大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可一概而论。1994年分税制改革，税收大头归中央，当时的地方阻力也很大，怎么解决的呢?据公开报道说，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时跑遍了17个省市自治区，与每个省份谈判，苦口婆心、软硬兼施。我当然不是说国家行政首长也要每个省市跑一遍，做《拆迁条例》修订的说服工作，而是说对地方政府对条例修订的阻力度应进行理性评估，地方阻力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甚至未必是决定性的，假如修订后的条例依然通不过，板子不该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还有哪些阻力呢?我们可尝试分析。

　　比如土地制度。我们实行的是国有土地制度，土地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你只有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使用有一定年限)，没有土地所有权。地方政府卖给房产商的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不是你的房子，但是土地不是你的，所以政府有很多理由让你交出地。可是，不可能存在不依地而建的悬空房，所以房子就得拆迁。这就是拆迁的土地逻辑。

　　比如司法制度。拆迁纠纷大多因为补偿谈不拢，房屋拆迁补偿是被拆迁人和开发商之间的事，若要打官司，就是民事官司。但是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法院不受理此类民事诉讼，被拆迁人只能提起行政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只允许公民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规定补偿50万而只补了48万，就可以告到法院，如果政府按规定补足了，你即使认为补偿极不合理，也没法告。

　　比如什么是“公共利益”。我国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没有给出具体说明。谁来界定公共利益也是问题。政府来界定，就不能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法院来界定，司法独立与公正就得保证;在有些国家，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法院，而是议会等代议机构，相当于我们的人大，那么代议的真实性就需保证……“公共利益”简单四个字，几乎关联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多种制度安排，解决起来不会比土地和司法制度简单。

　　“比如”的名单当然还可以再罗列下去。其实修改拆迁条例的阻力究竟在哪，反推比正面罗列更能得出答案，只需问一问:为什么公民个人要弄到自焚、自残、自杀等以肉身抗议拆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