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是当前各国票据法通行的一项基本规则。但是在坚持该原则的同时，应当寻求适用该原则的适当途径，解决促进票据流通和保障票据使用安全二者之间的矛盾。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正是解决之道。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在保证票据使用方便、快捷和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和诚实信用。

　　「关键词」票据的无因性、绝对无因、相对无因、射程距离

　　现代民法理论，之所以将法律行为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1]（P266）虽然近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民商事立法、学说及判例，对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无因性见仁见智，争议颇大，但票据行为却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

　　但是，从“有因说”到“绝对无因说”，人们从票据法律制度在实务中的应用，痛苦地发现仍然无法解决票据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在票据的使用安全屡遭破坏的现状面前，不得不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应有内涵以及该原则的具体应用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于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逐步萌发，成为思考票据法律制度的新视角。本文试图从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历时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应有内涵及具体适用时的“射程距离”[2]（P148）等问题。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缘起

　　（一）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创设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创设的无因性概念和理论，不仅对德国近现代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德国学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据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债权行为无因性思想中的无因债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票据无因性原则从无因债务范畴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他认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创立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着世界上最早的票据法-1848年德国票据条例的颁行，几乎所有的德国法院均认识到票据“结算”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应当与债务原因相分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德国学者巴尔（Bahr）在其著作《关于以承认作为债务负担的原因》中，在对传统的否定无因性思想的“否定主义”表示质疑的同时，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无因债权契约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思想，将票据无因性原则发展成为私法的一项基本理论，并逐步为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学说及实务所公认。

　　萨维尼和巴尔生活在19世纪中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信用经济始见成长却未臻成熟。他们之所以能够极具超前意识地抽象出法律行为无因性原则，是与当时市场竞争迫切要求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权契约中保护“所有权之移转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债权行为下使债权人的权利顺利实现。票据行为作为具有显现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功能的“个别的法律行为”，更被赋予了无因性。因为“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托收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对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事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票据行为自身法律逻辑的必然产物，是法律为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特别创设的，是立法技术的处理结果。所以，无论是从票据行为的对外效力阐释无因性的概念与原则，还是从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内部的抗辩机制阐释无因性概念及原则，都离不开无因性理论的创立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