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今年73所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名单。高职单独招生一直被称为“高考招生改革的试金石”，是在为高职招生改革趟出一条道路。

　　在教育部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这固然是招生权利的下放，然而，高职教育入学考试为什么要下放，又如何组织?这些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针对高职教育未来的发展，专家指出，高职院校应根据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办学，找准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因为，未来考生和家长对高校的选择将会更加精细。将来好的高职院校，录取分数会高于办学质量不高的本科学校。这只会让当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高职教育市场迅速分化，使好的更好，糟的更糟。

　　对此，高职教育界自己已经敲响了警钟：高职教育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能否做大坐稳?危机之下，高职教育应做好怎样的准备?

　　“半壁江山”能否坐稳

　　如果仔细梳理高职招生规模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高职教育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4年，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占到整个高等教育的47%~48%，“半壁江山”开始崛起。随后几年，在高职教育和本科教育同步增长的情况下，高职的发展略胜一筹。2007年，这两部分的学生人数终于达到了1∶1;2008年，高职学生比占到了51%，第一次超过了本科院校。

　　然而，在2008年带来的兴奋之情还没有退潮时，在国家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的情况下，2009年，本科教育的学生人数比重上升为51%。

　　就是这细微的变化曲线，让人似乎看到，尽管从概念上还可以以“半壁江山”来形容目前高职教育的规模。但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高职教育已经开始出现拐点。

　　这并非危言耸听，一系列数据证实了这一判断：

　　一是高校跨省招生的比例增加。目前中国高校平均跨省招生人数约为21%。从2008年开始，高校跨省招生比例急剧上升。目前，跨省招生超过6万人以上的省份，除了四大直辖市以外，还包括湖北、陕西、辽宁、四川、江西等省的高校。四大直辖市外地生源已经超过了40%，北京、上海超过了一半。跨省招生比例的提高，有助于高校优质资源的跨区域共享。然而不可否认，迫于招生压力才是真正动因。

　　二是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客观上减少。目前，我国中等职业院校连年扩招，而普通高中连续4年招生规模呈直线下降的态势。

　　2009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首次超过了普通高中，达到了51.3%。

　　另外，中职学校可以招初中毕业生、普高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还可以招农民工、复转军人。目前，在中职学生中，非初中毕业的大概占了整个生源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可供高职院校选择的普高毕业生将会减少，并且受到来自中职招生的冲击和压力。

　　三是国外学校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开出优厚的条件，到中国来抢生源。

　　可以说，以上所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向外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中国高职院校的“半壁江山”并非不可撼动。新的生源大战中，处在普通高校和中职学校夹击下的高职院校，日子不会好过。

　　高职院校会不会遭遇一轮新的招生“滑铁卢”?这让很多高职院校的领导都在招生季节到来前习惯性失眠，面对记者“一劳永逸还是一败涂地”的调侃，一位院长抛出一句话：“很难说!”

　　实话还是危言

　　日前，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未来10年部分高校将面临破产危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对此说法表示赞同，他认为面临破产的学校就包括高职院校。该专家说：“我能感受到高职院校院长的巨大压力。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非生即死)，这话用来形容未来3~5年后的高职教育很贴切。我国大学面临重组，而部分高职院校面对的恐怕是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是实话还是危言?

　　他进而解释，高职教育面临“四大”压力：

　　一是招生压力。高职院校的传统生源在急剧减少。比如今年，北京、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河北的生源预计到2018年只有2009年的50%，而上海已经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到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而生源减少会加剧高职的竞争和淘汰，没有特色或经营不善的学校将会陷入困境。

　　二是就业压力。一些高职院校单从就业率来说，还比较好看，但是就业的质量和内涵与老百姓的期望值还有很大差距。有研究者已经提出高职学校学生的就业不能用简单的就业率来衡量，而应该用就业力来做客观评估。

　　三是教育内部的压力。现在，部分本科院校在向高职院校学习，以高职教育的模式来培养人才，实行3+1模式，即3年在学校学习，一年在企业顶岗实习。并且要求，学生有职业能力，教师要来自企业。如此，现有的高职院校所谓的优势将不再明显，到时候拿什么去和别人竞争?

　　四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压力。毋庸置疑，“哥本哈根会议”、“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形势使中国被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心。“低碳经济”对中国提出了挑战，要求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变。此举当然会波及到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教育领域，随之而来的挑战是，人才培养模式要进行转型，人才结构需要调整。与地方经济契合最为紧密的高职院校被推到了这个关口，高职院校能否适应这个挑战，完成自身转变?

　　高职院校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的确，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应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体系中高校的规模数量和结构布局问题。当然，也给高职院校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社区学院学生的平均年龄是35岁，那么，我们的高职院校将来学生的年龄是否会有调整?从高中、中职学校的毕业学生有多少可供我们选择?如何选择?未来生源应是怎样的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教学和管理应该如何改变?

　　在未来的十年，这一系列的改革和答案都将是破解高职招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