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前，伯南克绝对没想到让自己施展抱负的竟是初出茅庐时的研究成果;连任之后，可以预计的是，他面临的挑战仍将接二连三。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伯南克的幸运程度足以令其同侪无比羡慕，因为这世上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可以亲手将自己的抽象理论应用于政策制定，即便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需得假于人手才能付诸实践。至于在实践中大师的研究成果是否被曲解和滥用，恐怕只有大师自己心里清楚。

　　凭借着美联储主席的身份，伯南克完全有能力将这种遗憾降至最小程度，因为他本人就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主导者。然而人生充满了反讽，伯南克在开始其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之初，本来踌躇满志地希望将自己对通货膨胀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用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却绝没有想到会撞上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改革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计划暂时搁浅，而自己早年关于“大萧条”的研究成果则阴差阳错地有了用武之地。

　　“金融加速器”理论和“直升飞机大本”

　　1983年，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伯南克凭借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这篇名为《金融危机的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了大萧条的蔓延》的论文中，伯南克利用实证方法探讨了金融危机影响实际产出的传导渠道问题。他指出，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功能是解决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双方达成交易。然而在1930-1933年，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和金融市场全面崩溃，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许多借款者(特别是家庭、农场主和小企业)发现融资变得异常昂贵，获得信贷极其困难;信贷紧缩进而将普通的经济下滑转变成灾难性的“大萧条”。

　　在此后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工作中，伯南克和他的研究伙伴们进一步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这个理论反映的逻辑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遇到一些外来的负面冲击时可能会造成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而融资难度增大，迫使企业减少投资;所有企业都减少投资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整体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幅度更大……这样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就会酿成“大萧条”。回顾整个过程，正是金融部门的不完全特性加剧了经济波动性，因此冠以“金融加速器”的名称。

　　伯南克学术工作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对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关系以及最优货币政策范式的研究。作为一位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伯南克对通货膨胀的认识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认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利用适当的政策工具调节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只要执行得当，货币政策完全可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避免通货紧缩或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

　　日本20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经济下滑，日本央行将官方利率一路降至为零仍不能摆脱通货紧缩。就此问题伯南克建议，即使出现 “零利率”情况，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的办法制造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令经济免于陷入通货紧缩。他还特意引用了一个出自弗里德曼的极端例子，即用一架直升飞机向地面撒钱，通过这种方法扩大货币供给量。这为他赢得了“直升飞机大本”的绰号。

　　政治嗅觉和“全球储蓄过剩论”

　　伯南克灵敏的政治嗅觉则突出表现在2005年他抛出的“全球储蓄过剩论”。其时美国经济受到双重赤字的困扰，一方面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导致政府支出急剧增加，同时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导致政府收入减少，结果造成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持续升高;另一方面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不断扩大，其绝对数额屡创历史纪录。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强劲的出口增长积累了大量的美元，与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相映衬。这种“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问题，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担心。在此背景之下，布什政府面对的批评有愈演愈烈之趋势。然而伯南克提出，美国经常账户巨额赤字是全球储蓄过剩造成的，尤其是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剩——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而又缺乏发达的本国金融市场以吸收本国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因此，他们大量的储蓄表现为积累外汇(美元)的增加，间接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巨额赤字。

　　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论”仅仅是一个假说，是否成立还缺乏坚实的实证证据。但是，在客观上“全球储蓄过剩论”为布什政府解了围，将美国双重赤字的责任抛给了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当时正是伯南克与几个竞争对手争夺布什总统提名的白热化阶段，难免有人会怀疑伯南克的动机。几个月后，伯南克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布什总统的提名，于2006年初就任美联储主席。

　　褒贬不一的救市行动

　　在2006年初就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伯南克关注更多的是利用加息手段对抗通货膨胀，而对于当时美国房地产市场过热和金融市场风险增大的情况，他并没有通过加强事前监管等方式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进行系统性的、直接的干涉。

　　“次债危机”的爆发令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意识到金融部门面临巨大的风险。在其主导下，美联储通过一系列的减息措施改善金融市场流动性——从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一路由5.25%降至2%的水平。但即便是在此时，伯南克和美联储仍认为此次危机在可控范围之内。这表明，此时伯南克仍对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抱有相当的信心和期望;而在行动上，伯南克也并没有推动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直接干预的行动。

　　金融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最终没能如伯南克期望的那样解决“次债危机”。2008年9月，当美国传统投资银行雷曼宣布破产后，“次债危机”彻底失控，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抑制金融灾难的扩散，而实体经济也必然会因金融灾难受到严重冲击。

　　此时伯南克的角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他和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事实上成为了美国应对此次危机的核心决策者，并且手中的权力也随之扩大，不仅仍可主导货币政策以对抗金融海啸，同时还参与到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的目标是利用一切政策手段最大限度控制和减小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另一个“大萧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