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杨 周惟菁北京 上海报道

　　2009年10月30日，28只股票在创业板集体登场。

　　创业板真正开板之时，仍然免不了设问：假设11年以前就推出了创业板，会怎样?

　　“真正的成本没法计算。”在北京PE全球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何小峰认为，创业板晚开11年，造成的直接成本将高达上千亿元。

　　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更认为何教授提出的这一数据偏保守，“还有民营企业发展受阻，中国的产业提升、自主创新时机都因此晚了很多年。这里面的经济成本是不可估量的。”就如同一个小孩，总是要长大的，“晚生就不如早生”。

　　2000年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筹备创业板而跳入VC行业的郑伟鹤说，“接受事实就好了。”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须要接受游戏规则的改变。“大声呼吁又怎么样?环境不可能在一瞬间改变，也不会永远顺应人意。最重要的是如何适应现有的环境，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高特佳董事长蔡达建说。

　　而一路经历了创业板推出风风雨雨的王守仁，则认为这种估算历史成本的做法“毫无意义”。现任深圳创投公会秘书长的王守仁说，创业板确实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助推器，“但它的推出也要在产业发展以及外部因素具备”。

　　但何小峰说，其本意在于“希望未来的金融创新，能够更审慎的态度和流程”。从1999年1月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深圳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开始，“有多少人在公开场合透露创业板马上要推出来了?”何小峰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推高了创业板预期所带来的泡沫?

　　一个颇能说明这种非理性的事例是，1999年10月，在同年证监会才首次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科技企业板块”后的7个月，在深圳召开的首届高交会开幕式上，各路创投精英云集，只因为传言说中央领导会到会宣布创业板开闸。

　　“是否应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他说，未来的金融创新，“能否告诉人们一个清晰的流程?比如要推出创业板需要经过哪几步，最终谁拍板了才真正走入了试运营阶段，离成功还有多远?”

　　那些创业板的“先烈们”

　　如果这些企业当年上了市会怎样?陕西创投协会秘书长刘延生认为，企业的发展内因是根本，创业板等外因只能算是助力。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据传也在此次创业板的备选范围内。

　　2003年的SARS疫情，让这家民营企业为人所知，“SARS病毒灭活疫苗”就出自这个公司。这家疫苗生产企业目前也是全球首支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诞生地。

　　但据了解，这家公司早就已经在AMEX板上市，交易代码为SVA。据其截止到2008的三季报显示，截至去年，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为3410万美元。2008年第三季度其销售额为880亿美元，毛利710亿美元，毛利率为81%。

　　无论北京科兴是否会在创业板上市，但它毕竟还是一家欣欣向荣的企业。回过头，当年深圳那家同名的科兴生物却命运多舛。

　　1989年，中国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赛若金在深圳科兴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1994年5月，在时任北大未名集团总裁陈章良博士的引导下，北大未名集团与美国汉鼎亚对深圳科兴联手投资1.2亿元。在1999年，深圳科兴的净利润已经高达5000万元。

　　它原本计划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后来转道国内当时正在准备的创业板，其排名为深圳创业板001号。

　　当时的一切对深圳科兴而言都非常完美。深圳市政府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把高新区黄金区域内的200亩土地划拨给了这家公司，同时他们决定利用上市融资来建设按照美国FDA标准的国内最大生物制药厂、五星级研发大楼、引入近亿元的进口生产设备等等。

　　“但最后他们没有熬下去。”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说，最后只好把技术卖给了北京科兴。而据了解，深圳科兴在2007年又一次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包括美国汉鼎亚以及正中置业，希望在中国干扰素市场上再度崛起。

　　这样的案例恐怕并非一件两件。2006年深交所曾经对2000年的首批23家预选创业板企业进行过跟踪调查，但其中只有不到50%的企业还在持续增长，其中的同洲电子[10.62 0.76%]、科陆电子[15.40 0.00%]、金证科技等6家企业已经在国内上市;而像2004年宣告破产的万德莱一样，浔宝网络、经天科技、奥维讯、桑夏民生科技等早已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企业而言，花了钱没能上成市对其业务发展确实打击很大。陈玮举例说，如今已经在中小板挂牌的一家公司当年就曾经冲刺过创业板，“为了上市前后花费了4000多万元”，上市未果导致了其业务下滑得非常厉害。

　　然而这种失败中是否也有管理者自身的原因?2004年4月28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万德莱案，其当时已经完全资不抵债，负债总额高达6.1亿元。而根本原因在于万德莱当时的总经理章又农为了在呼声很高的创业板上市以便融得更多资金，不惜按上市要求准备了一批高科技产品。“当时就有很多东西流行做包装，而根本原因还是企业主是想融更多钱的钱而不是要把企业做得更好。”刘延生说。

　　“创业板的推出，晚有晚的好处。”郑伟鹤说，现在的企业更成熟一点。最浅层的理由就是企业管理者的素质要比以前好多了，“这会影响到其对融资的认知、上市的系统性风险的认识，以及后续操作的规范性”。

　　更何况，中国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创业板市场的成长也更有基础”。比如现在创业板的项目源就会比以前多得多。

　　“很多企业都在排着队想上主板、创业板”，高特佳董事长蔡达建说，项目源充足是保证创业板成功的条件之一。而作为反例，香港创业板的不是那么成功，香港本地的项目源不足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

　　创投业“成长的烦恼”

　　创业板11年的推迟推出，恰恰也给了本土创投们练兵的缓冲期。深创投总裁李万寿曾指出，深创投过去9年一直都在交学费，这家本土VC大佬最初连“对赌协议是什么”都不知道。“2001年到2005年期间，真的只能说是苦中作乐。”高特佳董事长蔡达建如此回忆当年：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公司未来该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