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08年的危机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金融机构要么倒闭，要么只是靠政府干预才得以保全。它们包括：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如花旗集团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投资银行，如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没有投行部门但积极参与国债业务的小型零售银行，如北岩银行;多样化经营的银行，如富通集团;公共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支付相关纾困费用，需要纳税人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所有这些机构都表现出了管理上的傲慢自大，它们失败的根源，几乎都是来自非核心业务的亏损。除此之外，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有多少种金融机构，就有多少种相关监管机构。负责监督这些问题企业的公共机构数量，远多于这些机构本身的数量。

　　有人认为，将来，通过改善监管，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加以协调，将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通过这样的协调干预，消费者的利益和金融经济的需求将得到保护，以后也再不会出现大举动用公共资金的情况。也有人认为，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许会出现。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就因为声称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而树敌。

　　监管机构不可能预防企业倒闭，追求这一目标的做法并不可取。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动力。有人觉得，雷曼破产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非失败。雷曼经营不善，聘用了贪婪之辈，并向其支付过高的薪水;雷曼所提供的服务充其量只有少得可怜的社会价值;雷曼喜欢冒险，却押错了赌注，终于以破产告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

　　目前问题在于，如何增强稳定性，同时让我们自己摆脱“太大而不能倒”的承诺，并以一种现实的观点来看待监管的局限。“太大而不能倒”使纳税人背负了无限、不可控的责任。道德风险问题不仅在于“太大而不能倒”机构内部的冒险行为受到了鼓励，还在于这些机构内部的私人风险监控行为也不受鼓励。

　　内部关联紧密的体系过于错综复杂，而且充满危险，容不得失败，这种情形并非金融服务业所独有。在电力网络、石油冶炼、化工厂以及核电站，失败也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通过构建强健的体系，可以解决内部关联性问题。如果单个组成部分的失败有可能摧毁整个体系，就需要重新设计这一体系，以消除问题。

　　矛盾之处在于，每家金融机构在应对技术性故障方面，都拥有详尽的程序;而无论是它们，还是整个金融体系，却都缺乏处理组织性故障的措施。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在不同业务之间、企业内部以及整个行业建立防火墙，同时把大型机构分解为几个部分，以免个体问题危及整个体系。

　　既要维护实体经济，又要保护国库资金，最佳方法是确保针对个人和企业的必要金融服务受到监管，但绝不要为冒险行为提供担保。有人提出，通过提高资本金要求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资本要求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将会取得与在各银行业务间设置防火墙同样的效果，因为二者的意义差不多。资本金要求不仅必须上调，而且必须大幅上调。

　　由于政府为综合性银行的业务提供了隐含及明确的担保，此类机构正日渐恢复正常。在它们的游说之下，政治家听上去越来越像它们的代言人，纷纷赞同危机乃是不良监管所致的修正主义观点。而事实并非如此：危机是贪婪无能的银行高管造成的，他们未能控制自己不理解的业务。虽然监管机构可能存在行动不力的过失，但如果说是他们造成了危机，那就跟说犯罪行为是警察懒惰所造成的一样可笑。(约翰·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