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大姚县政府在昆明举行的“大姚核桃”地理标志启用新闻发布会上称，为发展核桃产业，县政府首次颁布了“公务员带薪休假种核桃”政策。政策规定，种植核桃所批的请假日不在轮休假中抵扣，在年终考核统计出勤情况时，视为出勤，不影响晋级和职称评定等。

　　民意在“带薪核桃假”上的反弹，与其说是对公务员“不务正业”的担忧，倒不如说是对公权自创特权福利的愤然。在种核桃这件事上，因为有了“带薪核桃假”，公平性就转了个弯：比如，公务员当然可以去种核桃，群众也可以，这是公平的;公务员种的核桃和群众一样需要拿到市场上去卖，进出的门槛基本也是公平的;但是，公务员种了核桃还能拿薪水，群众种了核桃就只能拿核桃卖钱，这显然就有失公允了。政策的不公正，就在于它创设了一种需要公权的特殊身份才能换取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利益显然又是拿纳税人的财政来买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带薪核桃假”只是特权福利的新变种而已。将公共利益便宜给特殊群体，背后所遵循的无非是“权力定价”的逻辑。

　　“带薪核桃假”制度如果说只是某个官员的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但竟然能预备出台，还正儿八经拟定成文了，就显得比较诡异：这一政策经过了怎样的民主决策程序?群众对这个政策的看法听了没有?人大等部门对政府此般行为有无得力监督?……发展地方经济是重要　的，事关民生;但公共决策的指向更重要，因为其不仅关乎GDP，还关乎社会和谐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