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演变，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保障法产生的经济原因，民法调整的失败是社会保障法产生的法制方面的原因，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保障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的社会理论学说则是社会保障法孕育、萌芽以至实现的思想基础，而福利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苏联模式的破产则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的根本原因。

　　从发展历程看，西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形成是其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化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它与工业化[2]进程密切相关。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农民离开土地、削弱了以前由土地及家庭和家族执行的“保障功能”，而且带来了更大的劳动风险、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建立社会性的保障制度。英国14世纪即开始了其工业化过程，[3]导致农民背井离乡，因此产生了流浪者(英国十四世纪有的领主就开始圈占公地，建立牧场[4])。15世纪加快了工业化步伐，以野蛮的暴力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的保障而到处流浪;在“圈地运动”中，1455-1607年英格兰中部的东部共圈地516676英亩、驱逐农民5万人[5](十四世纪英国的农奴制就瓦解了，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变为富裕的租地农，另一部分农民失掉土地、沦为雇佣工人。但这时失掉土地变为无产者的农民只是少量的、个别的，而且也是缓慢的。[6]因此，社会救济立法的救济力度也是随着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加强的)。工业化造成了农民的流离失所，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迫使政府通过社会救济立法解决这一问题。[7]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又增加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风险;其高强度和标准化劳动，还带来了年老体弱而无法继续工作的问题，进一步加大了劳动者的生活风险、迫使政府通过社会保险立法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迫使政府出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二战以后，产业结构发生了变革，重工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以及金融业和服务业所取代，重工业和其它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和转岗，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各国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发展紧密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决定了分配要以供求关系为主要依据，分配政策要适应私有企业对于最大利润的追求。这种以市场标准为尺度的分配模式，难免在竞争的环境中损害或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造成社会不公，使社会安定和社会再生产受到威胁。因此，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立法弥补市场的缺陷、调和分配不均的矛盾，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同时，社会保障法也是资产阶级政府平抑劳工运动的一种形式，是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德国俾斯麦政府进行社会保障立法，就是企图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