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酒店到路边的小饭馆，笔者在美国屡屡被礼貌地请了出去，因为那里“有房顶的地方就不能抽烟”;在超市，笔者想买包烟却又羞涩地给人放了回去，同样的价钱，在国内够买一条红塔山了——除了物价原因，那里的香烟据说要被课以接近100%的重税。

　　还是在中国幸福。我高中就抽红塔山，之后GDP猛增了10多年，红塔山的价格反比那时便宜了点;烟草广告里虽不能直接喷云吐雾，但全是“山高人为峰”的品牌豪迈。

　　面对中国三点五亿烟民，香港大学林大庆教授昨天有点忧虑，他呼吁用税收手段迫使烟草涨价，让低收入群体被迫戒烟。这个建议当然有点粗鲁：两极分化趋势本就严重，再让穷人连烟都买不起，社会“和谐”气氛岂非全无;而只批准富人有慢性自杀的特权，富人听了也不待见。

　　但林教授至少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烟草业在中国是暴利行业，除了垄断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率偏低。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却唯独对烟草征税，然而政府还是心软了，国外多数国家的烟草税率都维持在75%以上，我国却仅仅是40%多。最重要的是，国外烟草公司每年动辄亿万美元地乐善好施，中国同行却经常只是装装样子。

　　因此，加税肯定是解决烟草弊政的开始，先加个30%“与国际接轨”，让烟企别只关心自己的员工福利，也被动地为社会谋个福利。之后还得应来点系统工程。泰国烟上经常印个大骷髅，一看都恶心。美国、欧洲的公共场所把烟民轰来轰去，这种“种族歧视”很容易激发烟民的戒烟欲望。也许还能来点创意，有评论说，应给戒烟者一周假期奖励——烟民都知道，想控制吸烟的冲动，闷头大睡是最好的无痛方式。

　　可惜的是，别说系统工程了，我们连加税这个初级阶段都还没有开始。虽说烟草业是很多省份的经济支柱，但从利国利民的长远角度看，让这个支柱逐渐变成“豆腐渣工程”，肯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