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葛某与丁某系夫妻，有一女，女婚后远嫁，不便照顾父母生活。葛某夫妇为年老后有人照顾，于1982年将男青年李某(26岁)收为养子，但未办理有关，仅按农村风俗举办了仪式。此后，李某搬至葛某夫妇家共同居住，同村居民均认为李某是葛某夫妇养子。在共同生活后，葛某夫妇对于李某结婚、生子、建房及经济上给予很大帮助。1999年后，李某与葛某夫妇分居。2000年时，葛某夫妇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履行赡养义务。

　　[争议]：本案中葛某夫妇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葛某夫妇与李某间是否成立。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葛某夫妇收养李某在我国《》颁布之前，不适用收养法规定。我国在收养法出台前，未规定成立收养关系的条件和程序，但公安部和司法部就收养主体问题作了规定：“一般收养主体收养人年满35岁无子女，被收养人就是未成年人，对特殊形式的收养主体，确定年老体弱又无子女的人，为了使其生活得到照顾，男方在55岁时，原则上可以收养一名相差20岁以上的未婚青年。”本案中，李某已成年，故葛某夫妇与李某显然不符合一般主体的条件，而葛某夫妇有一女，所以也不符合特殊收养主体的条件，故葛某夫妇与李某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葛某夫妇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葛某夫妇虽有一女，但女儿远嫁，不能照顾父母生活，葛某夫妇与李某间虽未办理收养的合法手续，但共同生活17年，且收养关系社会公认，故应支持葛某夫妇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涉及收养成年人问题。在收养立法中关于能否收养成年人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争议一直很大。一种意见认为，收养成年人弊多于利，不予允许。收养成年人动机复杂，历史上发生收养成年人的风潮，都伴随着进城、招工、顶岗、“农转非”、出国等现象而出现。这些收养动机不纯，一旦达到目的，收养形成的家庭极易解体。故某些为赡养老人的成年人收养可通过抚养协议解决。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遗赠抚养协议解决不了收养的全部问题，且我国民间有过继的习俗，认为为了赡养老人的成年人收养可以允许。其理由为一是收养成年人是社会客观存在的现实，二是我国民间一直有过继的习俗，三是涉外收养对我国有好处，有利于华人、华侨经营产业和继承国外财产。

　　我国在收养法颁布前，仅在中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而未规定成立收养关系的条件和程序，仅由公安部和司法部对收养主体作了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主要是从老年人的利益出发将成年人作为被收养主体，也就是说，收养成年人主要是为了老年人赡养和生活上照顾。

　　我国的收养法于1995年颁布，虽规定被收养的必须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对亲属间的收养进行规定时，还是对收养成年子女留有余地的。收养法规定“年满30周岁的无子女的公民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但并未规定被收养人的最高年龄，因此被收养人也可是成年人。在日、德等国法律中，均明确规定成年人可作为被收养人，可见成年人被收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可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但不能代替收养成年人。在最近的民法典草案中，已对收养成年人作出了相关规定。

　　本案中，葛某夫妇收养李某发生在1982年，是在收养法颁布前，所以应当适用公安部、司法部对收养所作出的有关规定。从本案的事实，我们可看出葛某夫妇收养李某的主要目的是为年老后赡养，李某对此也明知，应该说其收养动机比较纯正。虽然葛某夫妇有一女，但该女婚后远嫁，无法照顾父母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对收养主体的认定不必拘泥于法律上一般要件的要求，对葛某夫妇与李某间的收养关系予以承认并不违背立法目的，符合法律所追求的目标，符合道德规范和人之常情。收养成年人与收养被成年人不同，在处理收养成年人的收养纠纷中，应更注重对收养人(老年人)利益的保护，本案中认定收养关系成立更有利于葛某夫妇两位老人。

　　综上，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