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括报案

　　2000年2月17日，星期四。下午5点，北京市朝阳区国税局稽查局下班时间到了，但局长王振国却从没在这个点下过班。

　　5点刚过，王局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第五税务所所长梁一民打来的。刚刚取证回来的梁所长向王局长报告：该所管户北京金源达商贸有限公司自1998年7月办理税务登记以来，共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29本，并已全部开出。经到受票单位调查取证发现，“金源达”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听了报告，王局长二话没说，立即叫来稽查员宗瑜，令其迅速与朝阳区公安局刑警大队6队（经济侦查队）联系，通报案情，请求协助。

　　不到6点，经侦队的两名刑警与稽查局的宗瑜等两名稽查员已赶到第五税务所。根据五所调查取证材料，办案人员拨通了金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立的电话，不一会儿，王立被带到刑警大队。

　　转让公司

　　已经不是“金源达”法定代表人的王立，实在没想到自已经营了一年的公司刚转让出去还不到半年就出事了。

　　1998年5月，北京人王立在朝阳区注册登记了“北京金源达商贸有限公司”，同年7月领取了税务登记证，并被暂时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王立虽努力经营，但公司效益始终不佳，经营快一年时，公司根本达不到“年销售180万元”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标准。王立一方面觉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被取消很可惜，另一方面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想来想去，他决定在报纸上登广告，把公司转让出去。

　　广告登出没多久，广东人廖镇平来了。

　　1999年9月，廖以1.8万元买走了“金源达 ”，他用北京人张少武的身份证变更了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但他并没有到朝阳区国税局变更税务登记，而是以“找不到合适的办税人员”为借口，让王立的原“金源达”办税员帮他继续每月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就这样，廖镇平每月都按时让“金源达”原办税员到税务所申报纳税，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

　　今年初，税务人员在对“金源达”的纳税资料进行审核时，对其纳税不多、领购发票不少的现象产生怀疑，遂到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受货单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实，“金源达”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而王立的供述也进一步证实：廖镇平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缉拿归案

　　晚上9点，还没顾上吃晚饭的经侦队和稽查局的5名办案人员决定，立即抓捕廖镇平。

　　通过一直帮廖办税的办税员，王立很快拨通了廖的手机。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王立谎称急需增值税专用发票，廖答应供给，并与王立约好在新街口某发廊见面。 办案人员和王立如约赶到发廊后，却发现廖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还在洗头的办税员。据这位办税员讲，廖带她来洗头，本来说等她，但廖没呆一会儿就走了。去哪儿了，她不知道。至于廖平时做什么生意，她并不清楚，不过她知道廖住在哪儿。 转眼间，办案人员连同王立和办税员到廖所住的楼下，但廖还没有回来。办案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就地蹲守，一路派两名刑警送办税员回家，并继续与廖联系。 已经十多年没怎么感觉寒冷的北京，今年却出奇的冷。刺骨的寒风伴着辘辘饥肠，虽坐在开着暖风的车里，但办案人员仍感觉从骨缝里向外冒凉气。时间就好像与外面的寒气一样凝固了，他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只知道“什么时候逮着廖镇平时候算”。 黑暗中，每一个过路的人都像过筛子一样，被他们滤了一遍，直盯得他们眼发酸，头发涨。

　　晚11点15分，目标终于了现了，王立认出了廖镇平。

　　起获赃物

　　午夜，廖镇平被带回了刑警大队。此时，他还不叫廖镇平，身上所带的两张身份证也全是假的。一个多小时的突审中，廖镇平始终只说自己是给另一家公司打工跑腿的，和老板住在一起，老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避重就轻就是不说自己买下的“金源达”到底经营什么。

　　一小时后，拿到搜查令的办案人员带着廖镇平再次回到他的住所，办案人员没费力气就在其住所起获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3本及空白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77份（待鉴定真伪）及公章、财务章等物。其中3本空白发票的一、四联（即存根联和记帐联）已填好了金额，准备2月25日以后向税务局申报纳税，而二、三联（发票记帐凭证和抵扣联）却空白着撕了下来，准备随时出售；77份空白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些已被他们填好了进项税，准备到税务局抵扣税款。

　　在物证面前，廖镇平耷拉下了脑袋。

　　这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终于被侦破，此时，已是2月18日的凌晨。

　　据悉，北京市朝阳区国税局已将此案上报北京市国税局。目前北京市国税局正组织力量对北京金源达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全面协查，以期早日挽回国家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