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罪体：行为

　　（一）案例

　　案例一

　　吴某（男，45岁）为减少继承父亲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的人数，以便分得更多的遗产，便极力怂恿其兄乘坐飞机出差。为达到此目的，吴某甚至自己掏钱为其兄购买飞机票，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民航客机频繁出事，吴某便希望通过让其兄乘坐飞机而飞机失事，从而达到杀死其兄的目的。其兄为吴某表面的热情所动，遂乘坐飞机外出。果然，飞机因遇到强烈风暴坠毁，其兄也死于空难。吴某突然良心不安，于是到公安机关自首，以致案发。

　　对于此案，公安机关内部就能否立案发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案侦查。理由在于：在此案中，行为人有故意杀人的主观罪过，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而被害人又因为听了吴某的怂恿乘坐了飞机并发生了死亡结果，吴某的行为与其兄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吴某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立案。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立案。理由在于：吴某的劝导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被害人的死亡，被害人的死亡纯属意外，因而吴某的劝导行为并不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二者之间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案例二

　　被告人邹某，女，31岁，某县幼儿教师。

　　1985年5月25日上午10时，被告人邹某带领4名幼儿外出游玩。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幼儿李某（男，5岁半）失足掉入路旁粪池。邹见状惊慌失措，但不肯跳入粪池中救人，只向行人大声呼救。此时，有一中学生田某（男，16岁）路过此处，闻声后立刻跑到粪池边观看，并同邹在附近找到一根小竹竿，探测粪池深浅，测得粪水深约75公分（半人深），但邹、田二人均不肯跳入粪池内救幼儿，只是一起高呼求救。最后，农民范某闻声赶来跳下粪池抢救，但为时已晚，幼儿被救上来时，已经停止呼吸。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如何理解刑法中的行为问题。

　　（二）行为的概念与性质

　　“无行为则无犯罪”，行为是犯罪的基础。刑法中的行为具有以下性质：

　　1.行为的客观性：（1）行为不同于思想 （2）行为也不同于言论

　　2.行为的侵害性：行为必须会造成一定的法益侵害结果

　　在案例一中，被告人吴某主观上虽有致其兄死亡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并没有采取杀人行为，而是意图通过飞机失事使其兄死亡，因而不存在刑法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行为的分类

　　1.作为

　　2.不作为

　　不作为必须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义务来源：

　　（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2）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

　　（3）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4）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

　　案例二就是一起涉及不作为的案件，被告人邹某对幼儿的死亡负有作为义务，而田某作为一名过路人，没有特定的作为义务因而不构成犯罪。

第六讲 罪体：因果关系

　　（一）案例

　　被告人高建生，男，24岁，某市建筑工人。

　　1985年7月16日上午，高将所骑的摩托车停放在本市城区中山南路民用电器贸易中心门前的便道上。此时恰逢三轮车工人康桂泉（男，66岁）为该贸易中心拉货至该贸易中心门前。康认为摩托车“碍事”，将车挪开。高建生不让动。争执中，摩托车被碰倒，高建生便用右手打了康左胸一拳。康仰面摔倒在马路沿儿下，当即“伸胳膊，蹬腿，张嘴”。在群众的协助下，高将康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尸体检验报告称：（1）死者康桂泉患有高度血管粥样硬化，形成夹层动脉瘤，因瘤破裂，引起大出血，心包填塞死亡。（2）死者胸部左侧有皮内出血，符合被拳击伤的情况。此一拳可使夹层动脉瘤破裂。

　　在本案中，被告人高建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在于：其打一拳的行为与康某死亡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因果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因果关系的特征：

　　1.因果联系的客观性

　　2.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3.因果关系的具体性

　　4.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三）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

　　在刑法理论上因果关系应当按照以下顺序加以认定：

　　1.事实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如无前者，即无后者的联系。

　　2.法律因果关系，根据相当性加以判断。

　　（四）案例分析

　　本案高建生的行为与康某的死亡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那么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应当认为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高建生虽然不知道康某患有动脉瘤，但康某已是66岁高龄，拳击致其胸部左侧皮内出血，这是一种故意伤害行为，死亡是故意伤害的加重结果。

第七讲  罪责：责任能力

　　责任能力，是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在刑法中，责任能力的判断与年龄和精神病这两个因素有关。

　　（一）责任能力与年龄

　　1.案例

　　被告人陈林，男，13岁（1967年10月5日生）。

　　1981年6月20日晚11时许，陈林路过本村粮食仓库，窥见值班的两名女青年已熟睡，遂起强奸之念。他先跑到拖拉机零件仓库里拿了一根铁管作凶器，尔后由值班室窗户爬进屋内。在动手解一女青年的衣扣时，见其翻身，就拿起铁管猛击两个女青年的头部，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一人，然后潜逃。

　　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重大凶杀案件，影响极坏，民愤极大，拟判处陈林无期徒刑。因陈作案时尚差3个月零15天才满14岁，判刑无法律条文可依，故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林犯罪后果严重，民愤较大，根据具体案情，拟同意判处陈林无期徒刑。但涉及适用刑法的解释问题，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高人民法院于1981年9月1日批复：“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刑法》（79）第14条已有明文规定，请依法处理。”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依法没有追究陈林的刑事责任。

　　2.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二）责任能力与精神病

　　1.案例

　　被告人樊国兴因怀疑妻子卫金兰与堂兄樊焦锁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自认为活得不如人，因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1993年2月2日晚，樊国兴两次自杀未遂后，又产生了杀害卫金兰与樊焦锁的恶念，遂于4月凌晨1时许，拿起自家的铁锅盖，将同屋熟睡的卫金兰砸伤。当他去杀害樊焦锁时，又怕惊醒睡在其家中防止他自杀的胞兄樊国喜醒来阻挡，便操起锅盖将樊国喜砸昏，然后从家中拿上斧头窜至樊焦锁家，砸坏樊焦锁住的西窑窗户，并持砖头与樊焦锁互相对砸。樊焦锁欲跑出窑门时，樊国兴用斧头朝樊焦锁的头部、身上乱砍数下。樊焦锁挣扎着跑到樊国兴母亲住的中窑门前，樊国兴上前又朝樊焦锁的左腿上猛砍一斧，最终将樊焦锁砍死。作案后，樊国兴又去跳沟自杀未遂，摔伤了脚。

　　山西省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宣判后，被告人不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为理由，提出上诉。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发现樊国兴因其前妻病故，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作案前后言行异常。根据樊国兴的种种异常表现，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转请有关部门对樊国兴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1994年8月11日，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组对樊国兴作出鉴定结论：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无责任能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樊国兴故意杀人的行为，是在他患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间、丧失了辩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所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此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法作出判决：（1）撤销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刑事判决；（2）上诉人樊国兴不负刑事责任；（3）责令樊国兴的家属对樊国兴严加看管和治疗。

　　2.我国刑法关于精神病的规定

　　刑事责任能力会因患精神病而丧失或者减轻。这里的精神病，是指由于精神障碍而导致的精神异常状态。我国刑法对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采用三分法，即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

　　（2）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

　　（3）完全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

　　此外，刑法还规定：

　　（1）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2）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八讲  罪责：故意责任

　　（一）案例

　　被告人王某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两次。1999年6月5日晚，王某又在某市火车站候车室，趁一旅客熟睡之际将其提包偷走。出站时被查获，提包内有“五四”式手枪一支、人民币200元以及衣物等。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王某只承认自己想盗窃财物，没料到提包里有手枪。

　　问题：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枪支罪，关键问题在于：主观上是否具有盗窃枪支的故意。

　　（二）犯罪故意的概念和构成

　　根据刑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犯罪故意由以下两个因素构成：

　　1.认识因素

　　2.意志因素

　　（三）犯罪故意的类型

　　1.直接故意

　　2.间接故意

　　3.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

　　（四）案例分析

　　盗窃枪支罪必须要有盗窃枪支的故意，即明知是枪支而盗窃才构成盗窃枪支罪。在本案中，并未认识到提包内有枪支，因而主观上不存在盗窃枪支的故意，不构成该罪。

　　另外应当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数额、情节等罪量要素主观上并不要求明知。但如果财物的数额大大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则可以认为缺乏此种犯罪故意，例如天价葡萄案。[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