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2004年姜云春老人怀揣热水袋，被兰州市公安局当成恐怖分子击毙，但至今还没有做出。(《华商报》3月12日)

　　当时姜云春到某家属大院张家讨要一笔债，据张家说：当时姜称自己持有炸药包，并以“爆炸”相威胁。于是他们暗地里报了警;等傍晚姜拿到部分欠款，拖着假肢一瘸一拐地走出张家时，已经陷入十面埋伏——“站住，我们是兰州市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还没等姜反应过来，几十秒的时间内，姜应声倒在狙击手的枪口下。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只热水袋。5年来，死者的儿子姜伟申请国家赔偿，行政复议，信访……但公安机关始终认定“击毙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合法，不予赔偿。

　　当年的一篇时评里说：姜被警方击毙是不争的事实，姜身上没有爆炸物也是事实。人总不能白白死掉吧!这可以看作是普通人的正义常识，然而现行《国家赔偿法》，“那门是窄的”，窄到超出普通人的常识，受到公权侵害的公民很难从那里找回正义。“姜伟，你大胆地往前走，总有正义在前面!”这话在5年后读来特别苍白，特别有讽刺的味道。

　　因为国家赔偿“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有法学界人士认为该法是实施效果最差的法律之一。

　　首先从程序上说，国家赔偿一般不适用诉讼的手段，不让法院作为第三方评判，而让受害者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也就是那个曾经的“加害方”来“确认”自己以前的行为“违法”，这显然违背“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的常识。兰州警方就自始至终认定：姜就是企图搞爆炸的“犯罪嫌疑人”，击毙行为没有违法。

　　其次，《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本来就很窄，又是列举式的，配合着国家机关“自己做法官”做的“严格解释”，那门“窄”得超出普通人想象，甚至超出法学教授的知识范畴。比如上个月云南蒙自警察下班后，因为倒车而与人口角，遂拔枪杀人，我在时评中说：按《国家赔偿法》狭隘的赔偿范围，警察下班开枪杀人，不属于“执行职务”，不会列入国家赔偿范围，并且此前已经有先例。结果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反驳了我的观点：配枪即是职务行为，当然要国家赔偿。其实一般人都认为——警察即便在下班时间，用公家的枪杀人，公安局也有责任。然而警方就是“严格执法”，不愿意把门开大一点点。后来，云南的公安部门负责人果然再次确认：这属于警察的个人行为，不能国家赔偿。再比如，“躲猫猫”事件，也很难适用国家赔偿，因为法律仅规定警察“唆使他人殴打造成伤亡”适用国家赔偿，而被刑拘的警察的罪名是“渎职”，那就否定了狱霸打死人是受警察的唆使，否则，警察就应该是“杀人的共犯”。

　　再次，由于国家赔偿标准低、程序复杂，国家机关也害怕受到问责，结果就产生“国家私了”，彻底把国家赔偿的大门给关上，另外开了一扇后门。深圳市每年的国家赔偿预算是5000万，结果到年底一分钱也没用。浙江专门打行政官司的袁裕来律师，谈过他处理的一个计划生育部门违法拘禁孕妇的案子，因为按《国家赔偿法》被拘禁一天只获赔一天的平均工资，结果选择“私了”，赔十几万了事。其实，“躲猫猫”事件中警方赔给死者家属的那35万元，也不是国家赔偿，属于“私了”。

　　国家赔偿是公民受公权侵害的救济机制，也是国家自身的纠错机制，而且现行《国家赔偿法》面对现实已经千疮百孔。所以，吴邦国委员长在两会上提到，修改《国家赔偿法》是今年计划安排的立法项目之一。《国家赔偿法》将向着有利于老百姓的方向改变，提高赔偿标准，扩大适用范围，平衡公私权利，希望那门能变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