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可称之为“品字形模型”，这是对未来宪政民主成熟以后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关系的理论假说。在“品字形模型”中，中央、地方与农民在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各居其所，又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中央在成熟的宪法框架内治国理政，地方在宪法规定中实行自治，农民依据宪法行使和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三方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这是一种博弈均衡状态。(见中央、地方与农民历时性博弈模型示意图)

　　作为转型期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关系的理论假说，第二种模型即“王字形模型”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研究的对象。笔者将试图探讨“王字形模型”如何从“金字塔模型”演化而来，以及“王字形模型”的结构特征，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关系及农民人身权保护的后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后，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紧张的意识形态控制，一个全能主义的党国体制建立起来。在这种全能主义国家体制中，极“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泛政治化的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中央、地方与农民群众三位一体地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中，三方缺少平等博弈的基本条件。在这种固化的金字塔结构中，共和国虽然也颁布有《宪法》，但它除了是一张废纸，不再有任何政治和法律的现实意义。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保护不了自己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妄论普通老百姓的人身权保护了。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使数千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但又有谁会想到农民的生存权和生命权?那是历史的大浩劫、民族的大灾难、国家的大悲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中央对地方放权，对企业让利，对农民松绑。在政治上，农民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禁锢，实现了人身的一次大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物质生活的一次大解放;农民不再向村集体“早请示、晚汇报”，也不再参加“阶级斗争批斗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检讨会”，实现了精神生活的一次大解放。中央实行“放权、让利、搞活”的农村政策，使农民普遍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上期，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的空前解放，这是建国以来农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的变革大大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改革的边际效益递减，各种利益集团开始形成，改革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三农问题凸现为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民在利益博弈时代的改革中，沦落为利益最大的受损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跌落为十大社会阶层的底层。[33]

　　在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和国家开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先后颁布了《宪法》、《刑法》、《民法》等都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法律和法规。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推进，中央、地方与农民迅速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需求，利益的日趋分化，使以利益为核心的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格局开始形成。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关系从僵化的“金字塔模型”过渡到“王字形模型”。

　　“王字形博弈模型”的结构特征主要是：中央、地方与农民在利益格局上不再是“金字塔模型”中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与农民又处在压力型体制之中。形象地说，“王”字的“三横”代表了中央、地方与农民三方的利益主体，“王”字的中间“一坚”就是一种贯穿三方的压力型体制。

　　在“王字形博弈模型”，中央与地方层层实行财政包干制，“分灶吃饭”;农民则“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央通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主要财源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陷入困境，乡镇则负债累累。有句顺口溜形象地表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境况：“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中央通过压力型体制控制着地方，地方控制着基层，基层控制着农民。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中，农民没有“世外桃园”可走，只有选择非合作性博弈。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等发展主义的口号，这种发展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突出强调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种饥渴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使生产力在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保持了GDP的持续增长，为农民生存权的改善奠定了一个新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农民的人身权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侵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惊人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直接威胁到农民的健康生存状况;二是忽视对社会正义和宪法权利价值的认知、尊重和追求，从而使一些地方出现了以逐利为特征的“基层暴政”，[34]农民在这种“基层暴政”面前，遭受了触目惊心的人身权利侵害。

　　在“王字形博弈模型”中，地方政权面临对上和对下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基层政权，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又要面对因负担过重而产生的农民抵抗。由于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发生冲突时，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先性。同时，地方和基层政权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是地方和基层政权着眼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深刻反映。在实践中，对农民有利而对地方无利的中央政策常常得不到落实，基层掠夺式的暴力行政给人印象深刻。加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财政窘迫的地方(尤其是基层)显然难以承担诸如农村义务教育等公共物品的供应。其众所周知的结果就是，农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相反却在“一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面前折腾得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