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据证据类型划分的逻辑标准，这些材料能够合乎逻辑地界定为证据。根据大陆法系证据法的学理，我们一般所谓“证据”，可以被具体区分为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两类。如台湾学者林钰雄先生指出，一般所谓“证据”，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作为证据资料，其二是作为证据方法。所谓证据资料，是指所有可能与待证犯罪事实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资讯内容。所谓证据方法，则是指探求资料内容的调查手段。例如，目击犯罪所获印象是证据资料，而传唤目击者为证人作证，则是探求证言内容的证据方法。又如，凶案现场的情状及其遗留的犯罪相关资讯属证据资料，现场勘验则是探求相关资讯的证据。再如，作案枪支的性质、状况、形态及所有遗留其上的犯罪相关资讯属于证据资料，而将枪支送请鉴定人鉴定并做成鉴定意见即为证据方法。然而这些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都属于证据。〔9〕

　　证据资料属案件中遗留下的主观印象痕迹与客观物质痕迹，证据方法则属发掘证据资料并将其用于诉讼的方法和手段。前者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后者通过开掘前一类资料的信息以及进一步的信息发现，也具有证明作用，因此均系证据。

　　不过，词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并不排除对其作出重新界定。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如裴先生的区分，将原生性的证据资料作为证据，而将派生性的、体现证据方法的证据形式，如勘验、检查笔录及鉴定结论等，排除于证据之外。然而，这样做有两个问题。其一，对证据的概念重新界定，将一部分作为定案根据的材料，划出证据范围。这可能带来词语使用上的不便，不太符合语言的适用便宜性及约定俗成的原则。其二，裴先生自身的论述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各种人证，其证据资料是案件事实给相关人员留下的主观印象痕迹，然而，这种“痕迹”不像客观物质痕迹，它是不可见的，无法应用于诉讼的，因此必须通过作证的证据方法显现出来，从而表现为证人证言。因此，如前所述，证人证言是诉讼中产生的，以原生性的证据资料为基础，具有派生性的证据(证据方法)。裴苍龄先生一方面排除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这类派生性证据材料于证据之外，另一方面却将同样具有派生性的证人证言称作证据，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3.上述 “笔录”与“结论”有独立的证明价值，因此具备作为独立诉讼证据的内在根据。笔者认为，上述笔录与结论在证明意义上具有双重性——作为发掘物证、书证信息并具有固定证据作用的派生性证据，他们对物证、书证具有依附性;但另一方面，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在诉讼证明中又具有独立的证明价值，从而呈现出作为证据形式的独立性品格。认识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的独立性，不仅要看到这些笔录与结论发掘了物证、书证的价值，使人们获得无法直接从物证、书证中获得的信息，而且还要看到，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所针对的对象不限于物证、书证，它们从更广泛的对象中提取信息，因此可能独立于物证与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