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 Cushman (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 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 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