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沈晓杰“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系列文章之二，作者授权新浪财经独家全文发表。我们将陆续刊出全部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沈晓杰

    城市的土地本来就 “国有”，意味着市民拥有共享的权利。但这“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最公平的土地制度，为什么会产生了违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不公平房价
　　政治文明滞后 造就“不规范市场”的张狂

　　当一项“改革政策”的结果明显违背了基本常识和国际惯例，已经对民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那么也就到了应该及时地去探讨和反思这项政策的轨道和途径的正确与否的时候了。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一些专家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房价收入比之所以高，大多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住房市场还不成熟、不规范或市场运行效率低有关。

　　我国大中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及买房负担，已成为公认的“世界之最”，也可以说，是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极端畸形发展的突出标志。国际上权威专家的观点，同样也适合于对这些中国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和判断。

　　实事求是的说，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直到九十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时才开始，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不成熟和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但这还远远不足以造成房价收入比的“世界纪录”。恰恰是房地产市场的“极端不规范”，依傍中国系统改革的不协调、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滞后的大环境，使得中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的畸形发挥到了极致。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匆匆进行的房改中，有相当多的最基本的考量，被相关行政执行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高官所疏忽。

　　如：在制定房改的政策时候，基本参照的体系是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忽略了不同社会制度导向和功能的根本区别，忽略了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住房市场的比较和借鉴。尤其是在急于从“福利分房”巨大负担中摆脱的大背景下，“唯市场论”使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从“负责任政府的基本义务”，变成了“大锅饭时代的幻想”。

　　在居民住房问题上从“责任政府”到“市场政府”，还仅仅是权力变异的第一步。在后来的住房市场体系的实际操作中，“市场万能论”的喧噪，又使成熟住房市场下必须的严密规制和不可缺失的保障化为乌有。“市场政府”又变异为听任房价连年暴涨、任凭开发商垄断、掌控刚刚成长起来的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更有甚者，相当多地方的政府，和开发商合谋抬高城市的房价，成了名副其实的“失职政府”甚至是违背民意的政府。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宪法赋予大众的基本居住权，被行政者所漠视。失去了法律法规的保障，加上缺失人大政协和和舆论媒体的有效而强力监督，使本来就不成熟的、刚刚成长起来的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不法奸商和胡作非为的官员肆意巧取豪夺的“巨大蛋糕”。一方面，房地产成了中国公认最暴利的行业，在连年评出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靠着房地产暴富的不在少数；另外在地方官员一面，房地产不仅成了高官和市长们搞“光鲜”的所谓“政绩工程”的“巨大金库”，而且更是成为腐败高官寻租的最佳“战场”。这几年所揭露出来的贪污上千万以上的贪官污吏们，有几个不是在房地产上“猛”捞了一把！

　　当然，所有这一切唯一的牺牲对象，只能是城市居民原本可以用极少的代价和成本就可以享有的体面住房权利。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一个城市，由于行政官员的胡乱作为，使广大市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生存的压力徒然而升，特别是城市居民最大的利益——住房权利被肆意的践踏和牺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被列为“最大的行政过失”，去严查那些本该是代表大众利益的 “人民公仆”行政失责呢？一个突发的安全事故可以使省长市长被“追责下台”，一次偶然的污染环保事件也会让部级高官“引咎辞职”，为什么那些长期把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民怨甚大的高官和市长，就不能被罢免下台？

　　有人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急剧发展同时，缺少相协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及政治文明的同步发展。比如：

　　在把住房问题市场化的同时，保障和维护市民居住权的基本的人权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土地国有及全民共享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政府的行政作为中，有没有得到基本的体现？

　　当国家房改政策规定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被地方政府演绎成“高价商品房占据房地产市场江山”的时候，当占居民人口七八成以上的中低收入群体，按国家房改规定应该享受的“利润控制在3%以下”的经济适用房住房，被地方政府“所没收”，只能购买利润率在百分之几十甚至更高的高价商品房的时候，有哪个高官和市长因为“贪污”了广大民众在民生上最大的权利和利益而被追究行政和政治责任呢？

　　当市长和高官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施政作为，给民众的生活带来空前巨大的压力，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时候，谁来纠正其错误的决策和行政？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有谁对明显违宪违法的官员进行了弹劾和问责？

　　在市长和高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对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并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执政之基和“民众票箱”、事关重大民生的的有关房价、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幸福和满意指数”，有多少被考核和检讨？

　　当让老百姓买高价商品房的市长和官员，在号召老百姓“辨证看房价”的同时，自己却继续违背政策规定，新占据价值数百万元、豪宅一般的“官员福利房”的时候，有多少被当作“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得到应有的查处？……

　　高房价问题，早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市场经济和行政作为的范畴！用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思维来检讨和反思，可以使我们从本质上更看清问题的“政治属性”。“讲政治”已经成为破解高房价之谜的关键所在。

　　买高价房，本质上就是买高价土地

　　人们都知道，房地产最核心、最关键的，不是在“房”，而是在“地”。老百姓买房，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买地”。

　　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我们不考虑“地”的因素，可以自己盖房(就算是“空中楼阁”)，那么，“居者有其屋”的成本和代价究竟是多少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盖房所用的建筑材料是一定的，市场价格也是公开的，所用的人工费用和成本也是固定和透明的。业内人士介绍，建造住房成本的建安费，根据住房结构和房体的不同(如平房、多层、小高层和高级别墅等)，每平方米的造价也就是500元到1500多元不等。造价最高的要数高层住宅，也还是2000元不到。这也可谓是独立于土地之外的“单纯的房价”。如果是农民自己建房，三层别墅小楼，4-500平米，十多万元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毛坯房每平米的造价也就在300元左右。

　　在九十年代末城市住房改革之前，市民盖房所需的土地都是由国家划拨单位或者房管部门，真正是国有土地，市民享有。那时的房价，基本上就等于我们上面所述的“单纯房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实行房改时，居民只要花上几万元就可以买上一套几十平米的“房改房”的经济基础和背景。

　　不仅是过去，就是现在的农民要盖房改善自己的住的水平，由于土地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所有”，基本上也不用在这项让城市居民“心惊肉跳”的最大开支上支付任何费用，所以他们在集体土地上建房的花费，依旧还是建造自己新房所用的每平米只要数百元的建安费。费用如此之低，以至于当他们看见“城里人”买房要花上十倍于他们的价格水平才能买上房的时候，利益的驱动使得他们也纷纷建造起“集体公寓”，以1-2000元的价格卖给城里人，以赚取高额的利润。尽管，他们所售住房的房价只有政府允许的开发商卖房价格的几分之一。

　　而对城市的居民来说，虽然他们居住在“国有全民”的土地之上，“公有制的等级”比农村的“集体土地”还要高，但他们要想把自己“拥有体面的新住房”的“幻想”从“空中楼阁”的落到人间红尘，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在一些大中城市动辄每平方米五六千、甚至上万的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体系中，真正用于建房所需的“建安费”(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单纯房价”)还是没有变化，把它和居民们购买住房所负担的高昂的房价一比，房屋的建筑费用仅仅成了其中的很少一小部分，不少地方甚至连其中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高房价的实质，就是高在了“土地使用权”的环节上。而这恰恰本来就属于老百姓与生俱有的权利。

　　从“公民权利”到“暴利工具”：房地产的变身术

　　那么，“十分之九在”购房价格“增量”，又是如何“魔幻”一般地从公民天生的权利，转化成为当代民生新的“三座大山”之中“最沉的那座山”的呢？

　　首先，国有土地虽然全民所有，但作为市民的自己却拿不到“划拨”、批租或竞卖的土地，计划用于居民住房的土地，都已经在政府规定的开发商的手上。前一段时间，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个人集资建房的民间组织。当他们想按现在通行的办法竞购土地时，均不同程度的遭到被各地的房管、土地等相关政府部门所冷遇、谢绝和封杀；

　　其次，国有土地经过开发商这么一手的包办，“房”和“地”就连在了一起，实行“捆绑销售”。其实，只要是统一按照城市和小区发展的大小规划进行开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地租”归地租，房价归房价。成本和费用越透明，房地产市场就越健康。一些发达国家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样做的。但对中国的房地产也来说，这也将使开发商的疯狂暴利和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昭然若揭。

　　第三，正是房地产的捆绑销售，使本来具有“抽象土地产权”的公民，在自己应该享有的居住权利的国有土地被开发商和和地方政府倒卖时，也还以为“房价高是市场供不应求的结果”而被蒙蔽。高房价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侵吞着公民的基本居住权。

　　为全民共享的“国有土地”在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操作中，天生具有土地使用权的公民最大的权利被侵占，赖以生存的居住权被倒卖、在“市场”的旗号下受蒙蔽的市民当了最大的“冤大头”。这就是大中城市居民基本居住权被盗取和倒卖的“流水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城里人”买房，为什么要花“大价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