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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至25日，政协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京举行。此次议政性质的常委会锁定议题——为编制“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

　　农业是百业之基。下一个5年，如何进一步强基固本，自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夯实‘三农’基础，大力推进城乡统筹”，也正是此次会议下设的六个专题之一。

　　22日下午、23日上午和24日上午的三次专题分组讨论，以及24日下午的全体会议大会发言中，来自农业领域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目光锁定“三农”，积极建言献策，真知灼见时时闪耀会场。

　　保证农民的用益物权

　　□宅基地、承包地是农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保证他们的用益物权

　　□一些地方低价收回、高价卖出的“土地财政”该缓一缓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脉，适度土地流转，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农村生产的活力。但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在土地流转中，切实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应邀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发言中认为，农村土地政策的变革，在构建城乡统筹制度中处于关键地位。“现在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建新村，拆村并镇，建大社区，将农村人口集中起来。这样做有合理性，但有一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真正为农民考虑而是对土地指标感兴趣。” 张晓山提醒，一定要避免农民“被统筹”、“被城镇化”的情形，“宅基地、承包地是农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保证他们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编者)

　　“为什么农民自己的土地不能在政府的引导下招商引资呢?”胡德平常委认为，一些地方低价收回、高价卖出的“土地财政”该缓一缓了，“如果今后所有城市新增用地需求，对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都采取租用的办法，给农民以长期付款，而不是一次买断，农民有了土地租金收入，就能真正安居乐业!”胡德平建议道。

　　参与小组讨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讲到农村土地问题时，着重强调两点，一是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二是土地使用的途径。针对某些地方在土地的占补平衡政策上玩数字游戏——占的是良田而补的却是偏远的荒地，厉无畏认为如果1∶1置换，有质量好坏的问题，可根据产出来考虑，1∶3、1∶5都可以，“这样有利于把荒地变成良田”。

　　蔡继明委员是民进中央常委，主持民进中央重点调研课题，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农民的利益要得到长久的保护，需要建立全国性耕地保护基金，但凡占有耕地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等都要缴纳土地使用补偿金，并用这笔基金对种粮户进行长期有效的帮扶。

　　农产品就涨不得价?

　　□只要受益者是农民，应该给农产品涨价多一点容忍

　　□光靠政府补贴产生的积极性能维持多久

　　“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可以涨价，农产品就涨不得?”会场上，温思美常委的一句反问，让大家深思。

　　今年年初，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一波恢复性上涨，其中尤其以大蒜、绿豆等涨价潮，令公众舆论引戈相向。“为什么房价已涨到这种程度，而农产品稍微涨一点，大家就开始嚷嚷得不得了?”温思美说。

　　“只要农产品涨价的受益者是农民，应该给农产品涨价多一点容忍，这也是农民增收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温思美认为，当前对“三农”问题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其中一点，就是过分强调农产品的特殊性，由此使得农产品只是特殊产品而非商品，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大部分农产品价格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水平。”

　　随后的讨论中，委员们纷纷表达了忧虑：当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涨幅都远高于农产品，光靠政府补贴产生的积极性能维持多久?

　　来自粮食主产区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王巨禄说：“我们有一个测算，当前农民增收的绝大多数靠的正是国家及地方的各种补贴，相反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量结构并没有太大改善。”王巨禄指出，全国800个产粮大县农民人均收入还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为国家粮食生产作出最大贡献的地方，农民收入相反并没有显著提高。”

　　“有专家计算，一斤粮食如果上涨5分钱，就有500亿元惠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参与讨论时也明确指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建立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培育社会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容忍度。

　　刘江常委则直接建议，“十二五”期间，粮价要每年提高1毛钱，“统计局和农业部要测算好物价指数，将涨一毛钱形成机制”。刘江建议，1毛钱中，分配7分给农民，3分给粮食调出县，这样就能调动两个积极性。“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到了非提高不可的时候了，要不然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产粮大县都会成为经济落后县!”

　　农业根本在于现代化

　　□建立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农产品物流过程增值能力非常弱

　　王巨禄在分析农民增收状况后，得出结论：“农民增收不能依靠补贴，只有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继而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同样来自产粮大省河南省的袁祖亮常委也指出，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现代化。适度的规模经营、科学种田、工业化模式管理农业等都是农业现代化的“标签”，只要真正能调动起农民积极性，增收问题自然解决。

　　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让农村经济活力迅速提升，赢得众多赞誉。针对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全国政协常委钱克明开出的药方，也是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钱克明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不规范，尤其是流通领域层层倒手批发、层层加码加价，导致消费者多花了钱，农民却难以得到实惠。

　　钱克明建议，要加快建立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品直接进入批发市场，鼓励发展农超对接等营销模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要引导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相结合，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我国出口到日本的蔬菜，被其物流公司在日本码头迅速拆分成小包装，两根大葱一个塑料袋，两三个青椒一个小塑料盒，立刻送到超市甚至居民家里。这样赚的利润就是我们生产、出口企业的10倍。”赵雨森委员的发言，则提醒应高度关注我国农业重生产、轻流通的现象。

　　“我国的农产品绝大多数在生产地以原始产品的形式销售，农产品物流过程增值能力非常弱。” 赵雨森建议，应大力发展城市郊区市县的物流中心，并以此为中心构建农产品物流运作的新模式。在广大农村地区设立众多农产品收购点，在对农产品进行集中检验、收购、分类和简单包装后，运输到城市近郊的物流中心，进行储存、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和配送等作业。安全监管部门对这些农产品进行必要的检查后，再由物流中心分送到城市的各个集贸市场，构成一个完整的农产品物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