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选址问题在市民的一片质疑声中将重新审视和论证。对于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番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和区政协已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五条处理措施。其中“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引人瞩目。”(11月29日《南方日报》)

　　当地方政府把决策涉及民生的问题交给公众来讨论、研究和论证时，政府决策观念正由集权向民主的可喜转变，保证了社会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把民生问题的决策交给公众，决定了社会事务程序的公正，这对于改变政府决策方法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快决策”，“脑袋一拍、决策出台”，习惯于“今天打定主意，明天就甩膀子干”。相反，像“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磁悬浮项目上海段”这样，或者“要讨论半年”，或者“被民意否决”，或者“两年都还没定下来”，这种利用一段时间的上下推敲与博弈，让许多悬而未决的观念上的糊涂认知得到事实的论证，则减少了“交学费”的决策成本。

　　也许有人会说，搞一个决策又是听证又是论证又是公示，不是“效率太低”、“速度太慢”了吗?其实，决策执行要讲速度和效率，“手一指，一条路;脚一跺，一栋楼”，有时也能创造既快又好的“深圳速度”。但更多地，人们看到，“快决策”当时看似乎“高效”，然而，回过头看，一些决策要不是脱离实际、难以为继，就是虑不周详、一改再改，甚至得全盘推翻、推倒重来。这样的“快”，表面看是“高效率”，实际看是“低效率”、“负效率”。

　　事实上，决策能够几上几下、反复论证、多方求解，一时看效率似乎很低，但由于决策经得起历史检验，一次决策换来“长治久安”，“总效率”反而高。典型的是，1959年，美国波士顿政府建设了穿城而过的城市高架桥，但是，这个“高效率”建成的“绿色大怪物”换来的却是“几十年的遗憾”。其后，波士顿吸取教训，用了16年的时间慎重决策、反复论证，形成了把高架桥改成大隧道的方案，从此不用再“折腾”，“慢决策”反而“高效率”。

　　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特质，百姓的物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提升，百姓对于涉及自身利益和安全的事情，不仅要求发表看法，还要求参与决策。如果仍然搞“手起刀落式”的决策，搞“快刀斩乱麻”式的执行，而不屑于听取各方声音，不善于协调各方利益，这种“讲效率”就会变成“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有些项目建设之初，尚未充分论证和听取意见就仓促上马，“效率”不可谓不高，但决策执行中遭到市民的反对，最终不得不中止，原先的建设甚至全部拆除，这就与决策过速、各方利益表达不充分不无关系。

　　应当看到，我国走的是一条先易后难、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当改革尚在“浅水区”时，目标和路径清晰可见，此时，只要决策者认真负责地决策，“快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时，不管改革、发展，还是民生，决策的复杂性、艰难性都大为增加，需要“慢半拍”。如果仍然一味追求快，依然搞“拍脑袋决策”，风险和失败的可能也就会成倍增加。有些“改革”仓促上马广受诟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改革的复杂性增加而决策缺乏充分酝酿。

　　决策民主是新时期社会形态变化最显著的特征，这要求领导干部应尽快转变决策观，多做真正打基础、利百姓、益长远的大事、好事，不为一己政绩而瞎折腾;同时，对干部的考核也应确立正确的导向和有效的办法，引导干部追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效率”，唯有如此，才能改变领导干部在老百姓观念中“拍脑袋决策”的坏印象，才能保证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确切性。